诗人的枕头书,如何评价茨维塔耶娃

诗人的枕头书,如何评价茨维塔耶娃。张念-------------------------------------------------------------------------------- 1 不是女人,是魂灵!这是俄罗斯诗人茨维塔耶娃在给情人的信中说的。 1923年,女诗人正处于热恋之中,流亡生涯刚刚开始,在捷克与一个叫罗泽维奇的革命者相识,这是她一生中最完美最热烈的恋情,具有驱邪般的魔力,把作为女人的茨维塔耶娃推向了幸福和激情的颠峰。但作为天才诗人的茨维塔耶娃依然写下我不是女人,是魂灵,爱情也是,在日常生活的轨道上,没有纯粹爱情需要的空气、阳光和水,必然会以死亡的面目呈现。这次热恋是短暂的,流亡,贫困,灾难像影子一样永远地纠缠着她,必须以魂灵的方式活下去,是的,以魂灵的尊严活下去。居无定所,食不果腹,生活一度陷入绝境,流亡也不是政治弃儿的流亡,她不可能找到政治意义上的再生父母,没有人愿意认养,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这个女魂灵,就这样,孤独无依地漂浮在大地上。 作为爱情不断消亡的女人,作为面对孩子的疾病束手无策的母亲,作为一个前苏联间谍的妻子,作为一个没有世俗生活能力的写作者,她已经死过上百次了,但女魂灵茨维塔耶娃以无形而强大的力量永远地活了下来,在21世纪的今天,她依然是我们同时代的人,经由无数人思考的大脑,真诚的倾慕,繁衍的文字活了下来。不是女人,是魂灵,这一经典句式,像一道神谕,摆在了所有人的面前,活生生的人,怎样才能逾越那些活生生的庸常逻辑,去重新理解爱欲、灾难、诗歌、死亡这些词的更内在的含义。这一经典句式无疑成了一堆熊熊烈火,谁要靠近它,谁就能看见飞翔的火凤凰,谁就必须准备迎接自焚。 生命不息,茨维塔耶娃的这个句子就会永远地燃烧下去。不是女人,是魂灵,经由神谕般的提示,它所辐射出的光和热,还可以衍生出这样的一些含义,不是爱情,是存在;不是荣耀,是殉难;不是诗歌,是声响;不是诗人,是先知;不是母语,是肉身;不是乡愁,是挽歌;不是死亡,是尊严 2 发生的一切对于我们都是纯洁的,这是1923年诗人里尔克在《献给俄尔甫斯的十四行诗》中的句子。1926年里尔克在这本诗集上题词,寄给了茨维塔耶娃。题词写到:我们彼此接触,用什么?用翅膀/我们从远方缔结着自己的姻亲。诗人是一个。于是那个支撑着他的人/有时候和支撑者会见。写下题词的七个月后,里尔克就病逝了。诗人与他的支撑者没能见上一面。这是怎样的姻亲,是爱情吗?是的,永远是。结果和行动在哪里?这重要吗,这是另外一回事,另外的爱情,如果你生活在生活之中,你也许会摇头。对于那个在自身之外生活的女诗人,她始终相信,这,就是爱情,是一切的一切。 早在少女时代,读了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后,她说:我观看的第一场爱情戏是注定了我未来的一切,注定了我心中的不幸的、不是相互的、不能实现的爱情的全部激情。从那一刻起便不想成为一个幸福的女人,因此我注定没有爱情。作家卡夫卡也说过类似的话,不幸是为那些愿意并准备着承受它的人而存在的。这不是一个被动的无奈的结果,或者羸弱者的必然命运。不幸是先验的,是个体生命和世界的绝对关系。对于杰出心灵,不幸就是抗争,是大声说不,是在拒绝。所以,我们没有理由对诗人之爱作出不幸的判断,爱,在茨维塔耶娃那里,是盲目的,被寒光闪闪的箭镞击中,那些滴血的光斑,洞悉了精神世界的全部奥秘。一次爱情,出现了消失了,出现和消失是同时发生的,正如死引发了生,生就意味着死。 只能通过爱的不断出现,茨维塔耶娃才能面对她不喜欢的生活说,我存在。人们都在传说女诗人的风流韵事,传说她的大胆和主动,这恰巧可以印证现实中存在太多的胆怯和虚伪,存在严重的匮乏。柏拉图曾说,爱欲是永无止境的匮乏之路。在这条路上,在有些人那里,爱欲萎缩成了风流韵事,是以时间和次数为计量单位的轻松游戏。游戏总是忘乎所以的,茨维塔耶娃在十九岁的时候,就意识到忘乎所以的人是幸福的,所以她憎恨忘乎所以,情愿不要幸福,情愿一次次地去爱,去大声地表白,去迎接胆怯和虚伪的沉默。 只有无聊的好事者才会从她文字的履历中,去捕捉她生活的隐私,去开列她的情人名单,去唠叨她在爱情上的不幸。有人试图从风流韵事的角度,去获取她性格的答案。在一次朗诵会上,一个女诗人的崇拜者问,你为什么看上去总是阴郁冷漠,那么理性。茨维塔耶娃回答,因为我不爱你。不是吗,一个风流韵事不断的女诗人,一个爱情的信仰者,她应该是外向的热情的,有亲和力的。这是一个多么失败的读者。另一个崇拜者诗人布洛茨基说得好,随着年龄的增加,他对茨维塔耶娃诗歌中的某些东西有了另外一层的理解,那就是加深了对情感的认识。布洛茨基还说,她对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情持相当谨慎的态度,她在诗歌中很少提到自己的履历。 我们现在看到的茨维塔耶娃的私人信件,是她死后才公布的。爱就是她的天赋,是她的信念,是她秘密的澎湃的内心生活。她的丈夫埃夫伦说,这是巨大的火炉,茨维塔耶娃要做的事情就是不断往火炉中添加柴火,她总在虚构她的爱人。可以看出,茨维塔耶娃忠诚追随的丈夫一生都没有真正地理解她。这个严重的臆想症患者,身着玫瑰色的泡影,浮动在人们有限的视野之中。如果我们想从现实生活的地形土上,去追逐女魂灵的脚印,这无疑是徒劳的。现实生活对于茨维塔耶娃,是一个令人恐怖的陌生星球。走在布拉格的街上,她常常迷路,永远找不到去火车站的方向,可在这里,她找到了最热烈的爱情,她终于可以摆脱死亡,摆脱生活,她对罗泽维奇说,我已经认识了布拉格的两条街道,去火车站和天主教堂的。爱不是无端的泡影,发生的一切不仅是纯洁的,也是真实的,真实性打开了现实的藩篱,救赎之路才得以延伸。 20世纪的天才作家瓦尔特本雅明曾在评论卡夫卡的时候,提到一个犹太传说:公主被流放到一个语言不通的村庄。一天,她收到一封信,是未婚夫写来的,说他没有忘记她,并且已经上路来搭救她了,于是在星期五的晚上,公主准备了丰盛的晚餐,等待她的爱人。这个未婚夫就是先知弥赛亚,公主是魂灵,那个囚禁公主的村庄就是我们身处的现实世界。未婚夫吃到那顿晚餐没有,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在路上,公主有了期待和向往。还有呼唤,正如茨维塔耶娃对里尔克的呼唤,亲爱的莱纳,你果真想亲眼见到我,你便应当行动。这次,弥赛亚是以书信的形式行走在搭救的路上。当时,茨维塔耶娃和作家帕斯捷尔纳克的精神之恋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可很多研究者认定女诗人最终倒向的是诗人里尔克,这是有道理的,那个后来写了无数检讨书,不敢领取诺贝尔文学奖金的帕斯捷尔纳克,怎么可能成为女诗人的弥赛亚。 魂灵和先知,必须有精神气质的一致性,共同朝向那些不可辨别的神秘之物,从表象世界拔地而起。当代诗人藏棣在《里尔克诗选》的前言中说,他的诗歌有很强的招魂术般的仪式感。而茨维塔耶娃就是仪式本身,她整个的人、她的爱情、书信、诗歌、随笔,一些人和一些事,正如写作,一个词连着另一个词,这是连续不断的精神密码,不是按因与果的线性关系编排的,而是根据上苍与尘世的垂直关系。这有极大的危险性,这个穿着裙子的女约翰,一直在为飘悬的天梯寻找一个支撑点。卡夫卡也是,他惟一的问题是通往天堂的路有多远,他们最终都成了殉难者。而里尔克略有不同,他毕竟没有完全放弃现实生活,他一般都是在一群贵夫人的包围中,哪怕生命的最后阶段,也是在温情脉脉的家庭氛围里,闭上了他的眼睛。所以藏棣谨慎地用了仪式感这个词,而不是仪式。 3 在殉难之前,是受难。我们知道从1922开始,茨维塔耶娃经历了长达17年的流亡生涯。不,这样的计算很潦草,其实女诗人一生都在流亡,对于一个折断了翅膀,误落尘世的精灵,活着,就是被放逐,就是永无止境的流亡。很多人把茨维塔耶娃命运的多桀归咎于她的丈夫,这是不成立的。任何不幸,正如幸福,和具体的一件事、一个人相关吗?爱欲、死亡、痛苦不是艺术主题,是生命本身,因为现实世界早已沦陷为无边的深渊。除了迎接和承受,茨维塔耶娃别无选择,疼痛时的喊叫其实是先于疼痛降临的。直觉先于经验,诗人写了什么必然就会发生什么。预言并不能给诗人的具体生活什么实惠,比如躲避灾难的生活技巧。早在1923年,茨维塔耶娃就在信中告诉帕斯捷尔纳克,去蛇那里,去麻疯风病人那里,我不会叫住您,但是去俄罗斯--我却要叫住你。俄罗斯已经不是诗人心中的俄罗斯,可她自己依然于1939年回到了那里,她是在履行自己,少女时代的诺言,要一生都追随自己的丈夫,以狗一样的忠诚。与其说是她性格的温柔敦厚,不如说履行诺言是保持尊严的一种方式。她在回忆少女时代的时候,曾记下了这样的一件事,诗人同父异母的兄长的外祖父被审问:你到底是什么人?是君主主义者,是立宪民主党人,是十月党人?老人回答:从前是君主主义者,现在还是君主主义者。阁下,您有多大岁数?大概三十一吧?可我九十一了。第十个十年了,我的信仰不会改变了。茨维塔耶娃接着写道,好样的老人,保持着尊严。 信仰,在茨维塔耶娃这里没有限定的前缀,我们说过她信仰的真不在尘世。尽管生活一度陷入绝境,她的信仰始终在书写中衍生。尽管这双书写的手,每天干着粗活,为换取必须的糊口的钱,这双手还在严寒的冬夜为别人编织围巾。尽管朗诵会上,响起过无数荣耀的掌声,可朗诵者身上的衣服还是从朋友那里借来的。贫穷、潦倒、颠沛流离,都没有动摇过她的信仰,她的尊严。在流亡期间,她曾写信给朋友说,迫使诗人不写诗凑合活着,把诗人变成散文家,把散文家变成死人--这是办不到的。这无疑又是一次预言。回到俄罗斯以后,迫于生计,茨维塔耶娃写过很多散文,她在自传中说是小说,关于同时代人的回忆。但散文也不是她想象中的退而求其次,这只不过是写作的换档,诗人依旧是诗人。在我的阅读中曾有个疑问,按照一般的逻辑,深受野蛮专制迫害的茨维塔耶娃,居然没有留下什么政治题材的文字,我还请教过写诗的朋友,他们也回答说好像没有。后来,我发现自己的提问本身就存在问题,我依然按照因与果的线性逻辑,比如挨打就必然地仇恨,受压迫就必然地反抗,如果茨维塔耶娃也依照这样的逻辑,早在流亡期间,她就应该去找政治对抗的庇护伞,然而这个女魂灵在法国当局审讯她,让她说清丈夫的刺杀行为的时候,她坚信丈夫的清白,并且口中念念有词,大家以为她精神失常,只好放她回去。念念有词,那是在背诵自己的诗歌,她的救护神。 没有政治态度,我认为并不是诗人面对生活的无知或者幼稚,而是为了保存那个最低限度的自我。那个弱小纯粹的自我,对于诗人来讲,最高的权力是才能和自尊。里尔克曾写下这样的句子:你,我的朋友,是那么的孤独/因为用词语和指示的手指/我缓慢地制造着自己的世界/也许最薄弱的部分,充满更多的危险。危险终于从纸上蔓延到女诗人的周围,一种更内在的危险,茨维塔耶娃在死前对朋友说:我的无能为力到何种程度,您想象不出。我从前还会写诗,可是现在却不会写了。这才是致命的。没有了诗歌、声响、母语这些从前看来是可以行动的事物,那承载一切的肉身,正如那双深陷的眼睛,从黑眼圈那里开始,最深的黑暗已经漫过头顶。朋友们的援助还在进行,并且有了一定的成效,他们还没来得及告诉茨维塔耶娃,她就已经永远听不到了。 1941年8月31日,玛丽娜茨维塔耶娃自杀身亡。 茨维塔耶娃说,我深深地知道,过一百年人们将会多么地爱我!

玛琳娜·伊万诺夫娜·茨维塔耶娃是俄罗斯诗人、散文家、剧作家,被誉为20世纪俄罗斯最伟大的诗人。她着有《里程碑》《魔灯》等作品,有人说她本身就是一部绝妙的诗歌。图片 1

“什么我也不珍惜,什么也不保存,可您的书我要带进棺材——放在枕头下!”这是茨维塔耶娃1921年致阿赫玛托娃的信,她同时寄上自己收藏的阿赫玛托 娃诗集《念珠》和《白色的云朵》,希望对方题词后寄回。于是我们得以了解:一位女诗人幻想死后也能随身携带的,不是锦衣,不是玉器,而是另一位女诗人的作 品。再没有什么能比这更符合诗人的身份:头枕着一部装帧精美的诗集长眠。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它甚至不算一般的殉葬品,而是为另一个世界准备的读物——这 种反复的阅读仿佛不会因生命的中止而中止。 茨维塔耶娃写这封信时刚刚29岁,29岁时她就想到死亡了。但因为这种想像是围绕收藏的诗 集展开的,死亡也就显得不那么可怕了——相反,还焕发出勃勃的生机。这是一种美丽的幻觉中的死,不仅没有使诗歌失去意义,反而强化了诗歌的价值——它可以 陪伴我们度过任何形式的孤独与寂寞。也只有诗歌,比有限的生更重要,比无限的死更傲岸,足以取代这个世界上的其他物质而成为永恒的纪念品。在同一封信里, 茨维塔耶娃还把对方称为自己“最喜爱的诗人”:“我曾经——很久很久——六年以前——梦到过您,梦到您的将出版的书:深绿色,上等山羊皮革封皮,烫银的 ——《金玉良言》——一种像祷告一样的古老的魔法(确切说——回返的魔法!)——而且——在我醒来以后——我知道您将会写出这本书的。”这简直是为自己钟 爱的诗人所做的漫长的祈祷,并且在生活中实现了。所以她如获至宝地抚摸着阿赫玛托娃的几册诗集:“如此单薄的,如此小巧的!……随身携带是多么轻巧!简直 像一抔灰烬。”她仿佛接受了命运的礼物。这梦寐以求的礼物似乎已构成她身体的一部分,或精神的一部分,即使面对死神也不忍舍弃。 我想 起加拿大女诗人阿特伍德的《为一首永远也不可能被写出的诗所作的注释》:“这是她的尸体,沉静得失去手指,在写这首诗……好像没有别的可以去做,或者说拯 救你自己吧。”对于茨维塔耶娃而言,她拥有的也是一部永远也不可能读完的诗集,一项必须持续到死后的阅读。而棺材简直可作为陈列心爱的诗集的书架来看待 ——诗集即使压在死者的枕头下,也可能随时被翻开。诗人的阅读恐怕跟她的创作同样重要,都出于灵魂的需求。 其实阿赫玛托娃仅仅比茨维 塔耶娃年长三岁,但又比后者长寿,活到了77岁。茨维塔耶娃比阿赫玛托娃更孤僻,命运也要不幸得多:1941年,她自缢身亡,年仅49岁 ——距她给阿赫玛托娃写信时已有二十年。不知别人是否遵其意愿将阿赫玛托娃的诗集放进了她的棺材里?恐怕,也只有我在关心这个容易被忽略的问题。 如果可以将茨维塔耶娃的愿望扩大为诗人们的普遍愿望的话,或许每一位诗人的枕头下,都将压着一本不同的诗集,正如他们的心目中供奉着各自最喜爱的诗人。 说不定茨维塔耶娃本人的诗集《神灯》或《离别俄国之后》,同样也构成别的诗人的梦想之物。诗歌的链条正是这样衔接的——从古希腊的荷马开始,一直延续到未 来那轮廓模糊的时代。所谓的大师,就是继承了前人的遗产,并且构成后人的遗产……这样的遗物能够超越生死、种族、国别乃至时间。 假若 允许我挑选一部诗集携带进墓穴的话,我会选择谁呢?是茨维塔耶娃、帕斯捷尔纳克,抑或里尔克?(他们三位之间曾相互通信,被汇编为《三诗人书简》。)我至 今还没拿定主意,也许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才能见分晓。这其实是一件很让人矛盾的事情:选择谁都会有遗憾——如果必须放弃其他人选的话。所以说到底死亡仍然是 很残酷的:你必须离开那么多亲人一样的大师的影子,并且遗忘掉那么多曾经深深影响你的思想与生活的经典……只有一种情况会抵消这种惆怅,那就是能够在另一 个世界与他们会合。 当然,我的最高理想是:若干年后,自己的诗集,同样也能成为某个更年轻的诗人的枕畔之物。这是一种简直令我不敢期许的幸福。 如果说茨维塔耶娃把阿赫玛托娃当做同一祖国的诗歌女神来尊敬,那么奥地利诗人里尔克在其心目中,则相当于异国的男神:“您不是我最喜爱的诗人(‘最喜爱 的’是又一个级),您是大自然的一个现象,这一现象不可能是我的,它也无法去爱,而只能用全部身小去感觉,您或是第五元素的化身:即诗本 身,您或是诗从中诞生的物,是大于您自身的物。这里谈的不是作为人的里尔克,而是作为精神的里尔克,他大于诗 人……”她甚至在致里尔克的书信中感叹:“在您之后,诗人还有什么事可做呢?可以超越一个大师,但要超越您,则意味着去超越 诗。诗人,就是超越生命的人。您是未来诗人们的一道难以克服的课题。在您之后出现的诗人,应当是您。也就是说,您应当再次诞生。”茨维塔耶 娃不仅仅把里尔克视为一个具体的诗人,更把他当做一种博大而抽象的诗歌精神,“您将一直把我当做一位俄罗斯女性来接纳,我却将您当做一个纯人的现 象来接纳。” 1926年4月,流亡巴黎的茨维塔耶娃,受远在俄罗斯的帕斯捷尔纳克引荐,开始与隐居瑞士的里尔克通信。这三位天各一 方、终未谋面的诗人之间共留下五十余封分别用法语、德语、俄语书写的书简,构成一段浪漫超脱的通信史。当时里尔克已年过花甲,却被一纸之隔的茨维塔耶娃唤 醒了最后的激情。然而好景不长,1926年底,里尔克就再也拿不起自己的笔了。茨维塔耶娃本希望能有机缘和帕斯捷尔纳克共同拜访里尔克,但这已是永远不可 能实现的约会了:“瑞士不放俄国人人境。但高山会让路——以使我与鲍里斯能走近你!我相信高山。”即使高山确实会侧身让路,死神也把惟一的 通道阻挡住了——他们已被隔离在两个世界。 茨维塔耶娃为创作悲剧《淮德拉》,曾向里尔克索取过《希腊神话》。里尔克逝世后,他的俄文 秘书切尔诺斯维托娃仍执行他生前的嘱托,将这本书寄给茨维塔耶娃。茨维塔耶娃满怀悲痛地给切尔诺斯维托娃回信:“里尔克的作用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发生了变 化——就是在他活着的时候,他自己与……合作,而现在——他自己就是‘神灵’……我从未见过他,而且对于我来说,这一损失是魂灵的。对于您来说是损失一个曾经存在的人,对于我来说则是损失一个不曾存在的人。”她回信时书还在邮路的中途,“我担心收到《神话》时,会失声痛哭。暂 时还没有流一滴眼泪:没有时间,没有地方,而也许,说真的,没有意愿:不愿意。哭泣就等于承认。暂时我不想哭——他没有死。”也许他 们相识得太迟了。也许,是里尔克走得太早了——他带走的对茨维塔耶娃的记忆,也仅仅是纸上的记忆。但即使这样,也足够了,足够照亮他那逐渐冷却的炉膛。

茨维塔耶娃 茨维塔耶娃的生活 茨维塔耶娃首先是一个疯狂的女人,雌性这一性征天然地决定她女人的天性,追求肉体赠予人的天然的愉悦;其次才是不羁的诗人,将爱情幻化为信念,不断追求爱情,正是作为诗人的诗性。她一生都在追求爱情,渴望心灵之爱。 茨维塔耶娃的丈夫艾伏隆一直反对沙皇专制政体。1917年11月,反对暴力革命的茨维塔耶娃却亲自把丈夫送往白卫志愿军,使之成为沙皇专制政体的扞卫者,也因此同艾伏隆失去联系。1922年春,她带着女儿投奔在巴黎就读的丈夫,开始了她悲惨的流亡生活。 在流亡期间,茨维塔耶娃虽过着落魄的生活,但时刻未忘精神生活:追求爱情。她追求丈夫的同学罗泽维奇,一度使她那忍隐有余的丈夫艾伏隆也无法承受。还有与里尔克、帕斯捷尔纳克、巴赫拉赫等世界名人留下有趣的情感史。 茨维塔耶娃十分重视心灵之爱。这一点在她处理与奥地利着名诗人里尔克的关系时,可窥视到她内心世界。茨维塔耶娃在致里尔克的信中说:“我不是活在自己的嘴上,吻过我的人,会错过我的。”并且她挑明自己追求的是“无手之抚,无唇之吻”,反对“把对方举起,就近唇边——一口一口地啜饮”的肉体之爱。 同样性质的信是她在致瓦洛申的信:“我有一种无法医治的完全孤独的感觉。旁人的肉体是一堵墙,阻碍我窥视他的心灵。噢,我多么恨这堵墙啊!”可过了几个月后她又在给瓦洛申的信中说:“我主要的热情是同人倾心交谈,可性爱必不可少,因为只有这样才能钻进对方的心灵。” 茨维塔耶娃承认爱情有追求肉体层面的淫欲,但是她还是强调真正的渴望还是心灵的交融,肉体的结合正是她达到心灵交融的必然桥梁。于是,她疯狂追求爱情时渴望与对方的肉体融合在一起,并且生下新的生命——“儿子”。因此,她不仅渴望与罗泽维奇生儿子,而且渴望同帕斯捷尔纳克、巴赫拉赫生“儿子”。这里“儿子”,即是她作为女人本能的需要,又是她诗性的体现,是诗的“生命”。爱情到底需要灵肉之分还是灵肉相融?女诗人在这个难题面前踌躇着、选择着,也正是如此种种独特于别人的感受,女诗人把之化为诗歌的形式与人见面。她的诗因此得到人们的喜爱。 如何评价茨维塔耶娃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布罗茨基曾在一次国际研讨会上宣称:茨维塔耶娃是20世纪最伟大的诗人。有人问:是俄罗斯最伟大的诗人吗?他答道:是全世界最伟大的诗人。有人又问道:那么,里尔克呢?布罗茨基便有些气恼地说:在我们这个世纪,再没有比茨维塔耶娃更伟大的诗人了。而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评奖委员会主席埃斯普马克也认为,茨维塔耶娃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既是她的遗憾,更是评奖委员会的遗憾。茨维塔耶娃在20世纪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与她同时代的诗人爱伦堡曾经这样评价她:“作为一个诗人而生,并且作为一个人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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