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出版故事,曹聚仁与周作人

钱理群-------------------------------------------------------------------------------- 曹聚仁与鲁迅的关系是人们所熟悉并经常谈及的;但聚仁与虽为鲁迅二弟、却有着不同追求的周作人关系也相当密切,这也是不争的事实。或许聚仁与周氏兄的关系将给人们提供一个理解曹聚仁思想、学术以致性格的复杂性与丰富性的极好视角;而本文却只想提供一些有关聚仁与周作人关系的材料,以供对此课题有兴趣的朋友参考。 1925年11月2日周作人日记里曾有如下记载:得曹聚仁君函。这大概就是聚仁与周作人交往的开始。据曹聚仁后来回忆,他当时正十分醉心于《语丝》所表现的独来独往的自由主义精神,做过他们的喽罗,呐喊过几阵。周作人正是当时《语丝》的主要纂稿人、实际主持人,并且是曹聚仁所说的《语丝》自由主义精神的主要代表。或许对自由主义的追求与向往正是聚仁与周作人交往的思想基础。对这一点,曹聚仁在1930年9月写给周作人的一封信里曾有过明确的说明:我自以为是先生的信从者。在消极的意义,有些近于虚无主义,在积极的意义,有些近于新自由主义。 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共同的思想基础,在由周作人的五十日寿诗引发的三十年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左翼青年的思想交锋中,曹聚仁主动站出来为周作人辩护就不是偶然的:他在《申报自由谈》的文章中,一面指出周作人十余年思想的变迁,正是从孔融到陶渊明200年间思想变迁的缩影,其备历世变,甘于韬藏,以隐士生活自全,盖势所不得不然,同时提醒世人注意:周作人虽谈狐说鬼却并未厌世冷观,炎炎之火仍在冷灰底下燃烧着。而特别有意思的是,曹聚仁的观点引起了鲁迅的关注,在给曹聚仁的私信中发表了如下意见:周作人自寿诗,诚有讽世之意,然此种微辞,已为今之青年所不撩,群公相和,则多近于肉麻,于是火上添油,遂成众矢之的,此亦古已有之,文人美女,必负亡国之责,近似也有人觉国之将亡,已在卸责于清流或舆论矣。此时周氏兄弟早已失和而断绝了来往,曹聚仁有意无意地起到了沟通他们之间的思想的作用,这自然是别有一种意义的。 其实在此之前周作人与聚仁之间就有这一次合作。1933年春当李大钊的遗孀请求周作人协助出版《守常文集》时,他即给曹聚仁写信,请代为与上海群众图书公司联系,曹聚仁也毫不犹豫地当即表示同意。周作人以后又提出了请旧友题跋的计划,并表示弟拟写一小序,并约定由曹聚仁约鲁迅、蔡元培、陈独秀、章士钊,周作人约胡适之、钱玄同、马幼渔、刘半农等写序或题字。后来鲁迅果然应曹聚仁之请写了《〈守常文集〉题记》,周作人的小序却因《文集》出版搁浅而未写成。这祥,周氏兄弟又失去了一次由曹聚仁搭桥而合作的机会。 以后的人世沧桑自是一言难尽。再度相见时已是1956年。一直在香港从事报业活动的曹聚仁乘北上出席鲁迅逝世20周年之机,访问了周作人,成了新中国成立以后,八道湾苦雨斋最早的海外来客之一。曹聚仁后来回忆,那时,老人年已72,年老体弱,医生吩咐,见客只能谈三五分钟,他却特别高兴,留我谈了一点多钟。曹聚仁在《与周启明先生书》中详尽地谈到了他们这次长谈的内容:我们那天又谈到了鲁迅的作品,鲁迅自己推荐了《孔乙已》,因为那一篇小说写得从容不迫,我那天说到了自己的爱好,我是最喜欢《在酒楼上》的,你也同意我的说法,你说,这是最富鲁迅气氛的小说。他们这次谈话竟是围绕鲁迅而展开,这是颇耐人寻味的。在谈话结束时,周作人将自己的诗稿抄送曹聚仁,并经聚仁之手,发表于香港《热风》77期。从此打开了周作人和香港及国外的联系通道,海内外的读者也因此有机会源源不断地读到了周作人别具一格的晚年散文,曹聚仁的沟通之功自不可没。 曹聚仁因此成为周作人晚年最重要的朋友,他们之间有着大量的通信,编有《周、曹通信集》,按内容分论辩驳斥、求援请助、请托转达、查询问答、诉述状况、怀念感谢等篇,足见他们通信内容的广泛,关系之密切。他们也曾在通信中交换对鲁迅及其命运的看法。周作人在1958年5月20日写给曹聚仁的信中,就对上海鲁迅墓前的塑像表示了如下意见:死后随人摆布,说是纪念其实有些实是戏弄,我从照片看见上海坟头所设塑像,那实在可以真是最大的侮弄,高坐在椅上的人岂非是头戴纸冠之形象乎?假使陈滢辈画这样一张相,作为讽刺,也很适当了。这段话公开发表后,引起了轩然大波。后来曹聚仁写有《迅评传》,其中有些观点也遭到很多非议。不过这都已是题外话。 可以称为周作人与曹聚仁晚年友谊纪念碑的,是周作人最后一部重要著作《知堂回想录》,出版时才改题为此)。这部书在聚仁的建议与鼓励下,从1960年12月10日起笔,至1962年11月30日完稿,前后经历两年多的时间;以后的发表、出版,却有着更多的曲折,其间周作人与曹聚仁之间,有过许多通信,记录了其中的种种艰难与辛酸。但直至1967年5月6日周作人惨死在文化大革命中,此书仍未问世。这对曹聚仁形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正像当年鲁迅所说的那样,拿着亡友的文稿,就像揣着一把火,以致在重病中仍然焦灼于心。1970年《知堂回想录》终于出版,书前刊载着周作人生前写给曹聚仁的委托书的手迹,书后附有周作人的《后序》。对曹聚仁待人的热心,办事的毅力,表示感佩,以为这也是蒋畈精神的表现;曹聚仁在《校读小记》里则回忆了他年老衰残、精神不济,伏案校对,腹痛如割的情景这一切都成了对他们50年不渝的友谊的永久的纪念。

柳哲

北京·柳哲

www.3066.com 1screen.width-461) window.open('');" > 《知堂回想录》,牛津大学出版社2019年7月出版www.3066.com 2screen.width-461) window.open('');" > 周作人八十一岁时小影 罗孚说过,“《知堂回想录》是周作人一生中最后的一部着作”。此书由完稿到连载再到出版,中间颇多波折,后来终得在港出版,其间罗孚及曹聚仁都居功至伟。但罗孚却谦让地认为功属曹氏,他说:“周作人晚年的一些着译能在香港发表、出书,都是曹聚仁之功。曹聚仁一九五七年第一次到北京进行采访工作,访问了周作人,表示可以通过他,把周作人的文章拿到香港发表。这以后,周作人就开始寄稿给他,由他向一些报刊推荐。” 罗孚还指出:《知堂回想录》是曹聚仁建议的。“有一次曹聚仁谈起他这个想法”,罗孚认为“这是个好主意,可以在香港《新晚报》的副刊上连载”,于是曹聚仁写信给周作人。罗更提到:“在周作人看来,这是《新晚报》向他拉稿,尽管也可以这样说,但说得准确些,拉稿的其实是曹聚仁,因为立意和写信的都是他。” 其实,曹、罗都是慧眼的伯乐。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曹聚仁和周作人是旧交,世人所共知,且不说了,罗孚上世纪五十年代随朱省斋陪访周作人,始与周作人有一面之雅。但罗氏对周作人的倾慕早于少年时即产生,他喜欢周氏兄弟的文章和书法,曾自陈是“双崇拜”。 有了伯乐,也有了千里马,但还要有时势。可惜,时势乖合,往往令人无奈。 《知堂回想录》一书由1960年12月开笔,至1962年11月脱稿,再到《新晚报》刊登时,已是1964年的8月了。罗孚后来说:“是我还有顾虑,怕回忆录的文章是阳春白雪,不为一般读者接受;另一个原因是想周氏对敌伪时期的历史是如何措辞。是后来见周氏能阙而不谈,这才释然于心。” 即使是如此惴惴然的小心谨慎,但《回想录》在连载一个月之后,仍给腰斩了。罗孚的交代只是:“我是奉命行事。”有人放话:“这个时候还去大登周作人的作品,这是为什么?”那只得腰斩,是别无选择了。 内情局外人难尽悉,只知曹聚仁信中曾安慰周作人:“聚仁因为和京中最高层有往来,还可以做得主,所以要把这件事弄完成来。聚仁也和先生一样,走‘老庄’的路子,假使没有把握,决不乱掮木梢的。可奈这两年身体太差了,不能回京看看,也不能出远门。有些话,等我当面说给您吧!” 其实,曹聚仁是以虚言诳老者,此时的曹氏已是“不能回京”了。事缘曹氏所编《现代中国剧曲影艺集成》不肯销毁书中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蓝萍在沪、宁影剧界的活动资料,因而犯讳。周恩来要保护曹,乃警诫他非得北京许可,不要回国(见曹艺《现代东方一但丁——陪伴先兄南行记事》)。 形势令知堂老人无奈,曹聚仁也为罗孚解释“腰斩”之事,说:“对罗兄不要错怪,因为他也只能执行京中的政策,不能自己作主的。”又说:“他是党员,我并不是,我是同路人。”并叮嘱:“我这封信,先生看明白了就算了,不必和别人谈及。”www.3066.com 3screen.width-461) window.open('');" > 曹聚仁致周作人信 其实,《知堂回想录》被腰斩之后,罗孚仍未放弃,初拟转在1966年罗参与创办的《海光文艺》上择要刊载,但“文革”风暴波及香港,《海光文艺》也夭折了。更遗憾的是,知堂老人未几也在折磨中死去。后来,经曹聚仁说项,《知堂回想录》得在新加坡《南洋商报》副刊《商余》上发表,于是连载九个月,那已是知堂老人逝去的第二个年头了。 曹氏又安排《南洋商报》将稿酬直接汇至三育图书文具公司,用以解决该书的排版及印刷费用,乃令该书能在1970年5月出版。他在回想录的“校读小记”中坦言:“这部《知堂回想录》,先后碰到了种种挫折,终于和世人相见了。此稿付印时,知堂老人尚在人世,而今老人逝世已三年余,能够印行问世,我也可慰故人于地下了。” 其实,此时的曹聚仁正处于贫病交迫的凄凉晚境,以病弱之躯,亲负校对之责,“伏案校对,腹痛如割”。书出版后两年,曹氏也在澳门病逝了。 再说此书出版后,也有些波折。因书前编置有周作人的几封信,其中一封犯了当时的忌讳。罗氏劝曹氏删去,免招麻烦。所以书虽出版了,却莫名其妙地要“收回”,要撕毁犯忌的信页,重装封面,出版社也换成曹氏“听涛出版社”的名义。 曹氏在“校读小记”中说:“此刻看了全书,我相信大家一定会承认这么好的回忆录,如若埋没了不与世人相见,我怎么对得住千百年后的社会文化界?可惜,那位对老人作主观批评的人,已不及见这本书了。我呢,只求心之所安,替老人出了版,知我罪我,我都不管了。” 曹氏虽非中共党员,但自承是同路人。他仍为此书的出版,向《大公报》的费彝民、罗孚报备。“彝民、承勋二兄:关于《知堂回想录》的刊行,我个人负完全责任,如有错误,我个人愿受任何处分,决无怨言”,“我并不居功,也不辞责。我先后校了三回,内容绝无反动之点,而且都是第一手史料,值得保留下来”。字里行间,隐约显示出曹氏是在为罗孚开脱。 三育版《回想录》虽得曹氏三校,但老眼昏花,仍讹错众多。说到讹错,还有以下一个重要因素: 上世纪六十年代,香港报纸多用活版印刷,排字工人执字排版,都是五指墨黑,故有“黑手党”之称。当稿件发到字房,为求速度,往往一纸剪成几条,由各工人分纸执字,供执字的原稿在校对之后,即使不“五马分尸”,也已模糊难看了。 由于罗孚爱惜知堂手泽,于是不惜工本,请人录副,使能用抄本发排。此事曹聚仁在致周作人信中也有透露:“非有人抄副本不行,罗兄要保留原稿的。抄副本得花一笔钱的。”因此之故,知堂手稿便能保存下来。 但抄录同时也增加讹错。在回想录初版之后,曹聚仁便将整套原稿转交罗孚保存,说:“兄可留作纪念,三五十年后,也许将是一份有价值的文物呢。”www.3066.com 4screen.width-461) window.open('');" > 《知堂回想录》手稿 罗孚费心费力保存的这一大部《知堂回想录》手稿,在北京软禁十年之后,回港即检出,托人带到北京,捐献给中国现代文学馆。 在《知堂回想录》成书半个世纪之后,牛津大学出版社又将该书以知堂老人原稿校勘后重新出版,并附录一些过去不常见的文献资料,对研究知堂老人生平谤誉事功,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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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先生为纪念曹聚仁先生题词

今年7月23日是现代著名作家、战地记者、“两岸密使”曹聚仁先生逝世45周年纪念日。笔者研究曹聚仁先生20余年,服膺于曹聚仁先生的学术思想与爱国精神,心甘情愿自费从事曹聚仁研究与纪念事业。在这特殊时期,将我多年搜集整理的部分曹聚仁亲友回忆文字,整理成文,以示缅怀!

著名作家曹聚仁与周氏兄弟,皆为心腹之交,他们之间曾演绎过一段感人至深的交往故事!

1900年6月26日,曹聚仁诞生于浙江浦江通化乡蒋畈村(今属兰溪市梅江镇),1972年7月23日,在澳门镜湖医院走完了他最后的人生。

曹聚仁在“五四”运动时,他已是杭州“一师”的学生领袖,他是浙江新文化运动的积极推动者,《新青年》的文章,滋养了曹聚仁,周氏兄弟已然成为曹聚仁推崇的精神偶像。

这位曾经在20世纪中国文坛、报坛、学界叱咤风云的人物,22岁便准确笔录了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国学演讲,后整理成书《国学概论》出版;20多岁,以中等师范生的学历,成为复旦、暨南等校名教授;30年代初主编《涛声》、《芒种》,鲁迅主动投稿支持,名闻上海滩;抗战爆发,脱下长衫,持笔从戎,首报台儿庄大捷和首次向海外报道“皖南事变”真相,成为抗战名记者之一;蒋经国在江西赣南时曾邀其创办《正气日报》,任总编辑,该报当时成为东南三大报之一;1950年他又只身赴港写作,之后又频频北行,成为中南海毛泽东、周恩来的座上宾,台湾蒋介石、蒋经国父子也秘密邀其“畅谈”;是他首次向海外传递出国共可以第三次合作的信息,是他于1958年向海外报道金门炮战的独家重大新闻;曹聚仁与鲁迅、周作人周氏兄弟同为知契的朋友。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曹聚仁一生与书为伍,笔耕不辍,留下百余种种著作,4000万言的文字,这是他留给后人的不朽丰碑!

据曹聚仁的回忆,曹聚仁与鲁迅最初的见面,是在1927年12月21日,地点在上海的暨南大学。当时鲁迅应暨南大学邀请,到该校演讲,正在暨南任教的曹聚仁为之笔录,整理成《文艺与政治的歧途》在《新闻报》副刊《学海》上发表,后收入《鲁迅全集》。

“谜样人物”曹聚仁,经过岁月老人拂去其神秘的面纱,从历史的后台,一步步逐渐向我们走来。曹聚仁,在他的亲友心目中,其实并不神秘,虽然曹聚仁在澳门逝世已经45周年,但他们记忆中的曹聚仁,仍是那么鲜活,可亲可敬……

之后,曹聚仁与鲁迅的交往便逐渐多起来,据《鲁迅日记》记载,鲁迅写给曹聚仁的书信就达43封,最后收入《鲁迅全集》的就有25封。

章克标:“了解和认识目前中国情况的一把钥匙”

1931年8月22日,曹聚仁主编的《涛声》在上海创刊,鲁迅匿名寄来《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的文稿,作为支持。《涛声》创刊二周年,鲁迅寄来《祝<涛声>》,称赞曹聚仁“赤膊打仗,拼死拼活”的精神。

笔者在1999年曾收到一封寄自浙江海宁的百岁老人、著名老作家章克标先生的亲笔信。信中说:“承惠赐尊编《曹聚仁研究》试刊第5期及第4期,谢谢!足下对曹聚仁先生如此热心,甚为钦佩,认为事有必要,此举极好。因为他的一生与中国现代的变化发展各方面都有关系,也是了解和认识目前中国情况的一把钥匙也。我绝对拥护赞成先生的工作,特此表示敬意。”

鲁迅发表在《涛声》上的文章还有《“蜜蜂”与“蜜”》、《悼丁君》、《〈守常全集〉题记》等。特别是《〈守常全集〉题记》一文,更是周氏兄弟失和以后的又一次合作。当时在北京大学任教的周作人为了纪念李大钊,写信给曹聚仁请代为联系出版。为了更快出版李大钊全集,曹聚仁邀约鲁迅、蔡元培等人为之作序。

章先生并随信附来《忆故人》之三《曹聚仁和回力球》一文,深情回忆了他与曹聚仁的交往趣事。

鲁迅不幸于1936年病逝,曹聚仁并未忘怀鲁迅,他与夫人邓珂云编选了《鲁迅手册》作为纪念。解放后,曹聚仁在香港从事新闻与写作,他并未停止对鲁迅的研究,于1956年完成了《鲁迅评传》,1967年又编著出版了《鲁迅年谱》。

“说起回力球,我不禁想起曹聚仁先生。大约是1932年前后,有一段时间,我也是回力球迷,几乎每晚都要去转落一下,常常输去十来块钱。……几乎每晚都碰到曹聚仁,好像他也是个‘球迷’。他那时大约在暨南等几所大学教课,身穿一件蓝布大褂,有点乡下先生样子,却是气度从容,怡然自得,大方落落。有一次他问我赌运如何?我讲了我的办法,有时也赢几十块,大多总输,不过我有限度。他说:‘能冷静就好,最忌发热发昏。’我说:‘我主要还是来看打球,够刺激的。打球,白看也不好意思,应当送几块钱作为看费。’他嘻嘻地笑了,不置可否。他说,他有个赌回力球的必胜法,可以传授给我,免得经济损失。我自以为我是学数学的,这种赌博的道理还懂一点,必胜法是不可能的,他不过瞎吹就是了,也就没进一步向他请教,也不相信他这种讲法。”

www.3066.com,周作人在读了曹聚仁的《鲁迅评传》后写信给他说:“《鲁迅评传》,现在重读一过,觉得很有兴味,与一般的单调书不同,其中特见尤为不少,以谈文艺观与政治观尤佳,云其意见根本是‘虚无主义’的,正是十分正确。因为尊著不当他是‘神’看待,所以能够如此。”

“他旧学很有根底,有一次章太炎应江苏省教育学院邀请,开讲国故学,他去听讲,并自己作了笔记,经过整理后在《民国日报》的《觉悟》栏上发表了。此文得到大家赞许。章太炎看了也满意,特邀他会面谈话,并且称赞鼓励了他。一般人就承认他是国学大师的关门弟子,他也自认为是太炎先生的门人了。这份讲演记录,后来单行出版,被各大专院校采用来做中国文史的教材,普通的国学入门书。因为他在好几个高校里担任这门课程的教授,讲师,是别人没法同他竞争的专业生意。”

曹聚仁与周作人的交往,应该早于鲁迅。周作人于1925年11月2日的日记记载:“得曹聚仁君函”。这可能是他们的交往之始。

“曹聚仁还办了一个刊物——《涛声》周刊,他自称‘乌鸦’,标榜乌鸦主义。什么意思,不大清楚,大约是指乌鸦与喜鹊对立,不报喜,专说忧患话。鲁迅先生很赞赏他的乌鸦主义,曾寄稿《涛声》以鼓励支持他。抗日战争时期,曹聚仁脱下蓝布大褂,改穿了短装军装,作为一个战地新闻记者上前线了。他写文章激励抗战,宣扬抗日救国的爱国主义精神。后来受蒋经国招聘,在赣州跟他工作过一阵,主持报刊的笔政,也为他的施政做点帮助,很受到倚重。他在国民党要人中,有不少熟人。但当蒋介石一败涂地时,他并不跟了去台湾,仍在国内看解放军的节节胜利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据曹聚仁后来回忆,他当时正“十分醉心”于《语丝》所表现的“独来独往”的“自由主义”精神,“做过他们的喽罗,呐喊过几阵”。

程思远:“弟应曹先生之请,为该报《政海

最近检阅周作人的早年日记,其中在二三十年代,曹聚仁与周作人往来书信就有20余封。曹聚仁与周作人的见面,已是解放以后的1956年。当时,曹聚仁作为《南洋商报》的特派记者访问了北京,并特别拜访了“苦雨斋”的主人周作人。神交数十年后的见面,曹聚仁解决了周作人晚年作品无处发表的窘境。周作人大量的晚年散文经过曹聚仁之手,在海外报刊发表,曹聚仁功不可没。

秘辛》专栏写稿,所以彼此颇有交往”

周作人的自传《知堂回想录》,也是曹聚仁催生的,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曹聚仁当时病重,腹痛如割,仍忍痛校对亡友周作人的遗稿,在曹聚仁的努力下,该回忆录最终在周作人身后得以出版,为中国现代文化史、文学史、思想史留下一份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

笔者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程思远先生原来并不相识。1998年4月11日给程老写了一封问询信,程老很快于4月16日亲笔回信,并为筹建中的“曹聚仁研究资料中心”题词。程老在回信中说:“接到4月11日来信,知道你在参与筹建曹聚仁研究资料中心,此一历史创举,具有重大意义,弟亦乐观其成。六十年代,曹先生担任《正午报》总主笔,弟应曹先生之请,为该报《政海秘辛》专栏写稿,所以彼此颇有交往。嘱为这一中心题词,自当遵办,题词随函奉上。”

周作人在后记中对曹聚仁“待人的热心,办事的毅力”非常“感佩”,以为这也是“蒋畈精神的表现”。曹聚仁与周作人晚年书来信往,非常密切,收入《周曹通信集》的周作人书信就有300余封。至于未发表的书信恐还有不少。

程老为曹聚仁研究资料中心的题词为“学习聚仁先生治学精神,为弘扬中华文化作贡献。”1998年6月4日,程老再次来信对即将成立的中心表示祝贺,“承示今年7月,为曹聚仁先生诞辰98周年,届时聚仁先生研究资料中心,将正式宣告成立,此对于弘扬爱国主义,树立治学楷模,具有重大意义,谨表示由衷的祝贺。”

令人遗憾的是,曹聚仁在为鲁迅先生立传之后,一直希望并准备为周作人先生写一本传记。可惜,天不假年,他终究带着遗憾走了,给后人留下了永远的遗憾!

从程老的来信及题词中,不难看出程老对故友的深深怀念和对今人研究、纪念曹聚仁先生的大力支持。我们从曹聚仁先生的遗著中也证实了程思远与曹聚仁先生确实有过亲切的交往。1998年10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曹聚仁著《听涛室人物谭》一书中,专门写程思远的就有《程思远别来无恙》、《“程思远何许人也”》等文。曹聚仁在文中说:“对于程思远兄,我倒不是谬托知己了。本报(《正午报》,笔者注)创刊时,他曾替我们写过人物谈;而我呢,也算和他做挡档。用‘心园’的笔名的是他;我呢,则用‘沁园’来补白。这个‘沁’字,倒不和‘心’字同音。可是外间不知道,有人以为‘心园’是我,也有人以为‘沁园’是他,闹了许多有趣的笑话。我曾接了一些骂我的信,其实是程兄的事,和我不相干的。还有一场毁谤官司,几乎打到我的身上来。林兄(《正午报》前身《循环日报》社长,笔者注)谢世,我曾写一封很感伤的信给程兄,诚如曹家子恒所说的:‘既痛逝者,行自念也。’我们也是轮着待尽了。佛说:‘为一大事出世。’程兄奔走国事,也可说是了却一场心愿了!”

我的恩师钱理群,应我之邀,曾写过《曹聚仁与周作人》一文,谈到曹聚仁与周氏兄弟的关系,给人们提供了一个理解曹聚仁思想、学术以至性格的复杂性与丰富性的极好视角。曹聚仁与周氏兄弟的深情厚谊,值得后人追忆缅怀与仿效学习!

黄源:“同时都和鲁迅先生亲切来往”

笔者曾于1999年5月15日下午,在美丽的西子湖畔灵隐深处的浙江医院拜访了德高望重的94岁高龄的著名老作家黄源先生。记得当时黄老身体欠安,但知道我从北京远道来杭采访他,就欣然接受采访,并将他1938年由大众出版社出版的战地通讯集《随军生活》中一篇专访曹聚仁的文章《以笔从军者晤谈记》,郑重赠给曹聚仁研究资料中心,弥足珍贵。并跟我谈起了他与曹聚仁与鲁迅的交往往事。

1998年6月26日,93岁高龄的黄源先生从杭州给北京成立的曹聚仁研究资料中心发来贺信说:“三十年代曹聚仁先生和我同住在上海金神父路花园坊,同时都和鲁迅先生亲切来往,抗战初期又在杭州相聚,现在成立曹聚仁研究资料中心,特此祝贺。”

黄老在《以笔从军者晤谈记》中写道:

“十二月一日下午。我从乍浦前线随军到杭州,在江边小住,正坐在茅屋外阳光中写《在东战场》的战地通讯,……看到小张的东南日报上刊载着“中央社战地特派员曹仁聚”的文章,这位‘曹仁聚’谅必就是‘曹聚仁’?文中有今日重到杭州之语,我好像找到老朋友似的,立刻搁下笔去找他了。遇到一个以前同在上海干文化工作的熟人,这情形普遍是很难设想的,因此我一在报上发现了曹聚仁的名字,立刻放下笔来,打电话去问报馆是否知道他的住处。……我于是随着一位营长送我的铁杖,渡江去湖滨探访。”

“茫茫大城,不知何处去找他。但事有凑巧,我走过第一家旅馆,问了第一声便问到了。只是他已外出,我便也在那家旅馆住下来。不到数分钟,半身戎装的聚仁,走进我房里来了。我们坐下来,我倒了两杯开水,便倾谈着敌军占领上海附近以后上海文化界的情况,上海熟人的行业,以及各人经历的战地生活,战线情况等等。‘我(曹聚仁,笔者注)也这样想最后的胜利必是我们的。’说到这里,他便回屋去把地图拿来,作种种的说明。同时他又带一碟小查糕来,我们边吃边谈。”

“我们又坐着谈了好久,车子竟不来,后来到了几节车,是无蓬的货车,上面已装满了东西,聚仁就挤了上去,坐在铁条上。看到这位大学教授(曹聚仁,笔者注)坐在铁条上,心里好像很难受。但坐在这铁条上,又等了一二个钟头。有卖年糕油豆腐的,他(曹聚仁)也吃了一碗权作晚餐。‘我们生活虽苦,但精神上比他们困住在上海的,不知好多少倍了。’他(曹聚仁)自慰的说。”

季羡林:中国学人会永远怀念他

北大学界泰斗、北京大学著名教授季羡林先生于1998年6月28日,欣然应邀为曹聚仁研究资料中心题词。“聚仁先生是鲁迅先生的朋友,著作等身,在中国文坛上功不唐捐,中国学人会永远怀念他。”

正如季老所言“中国学人会永远怀念他”,冰心、夏衍、柯灵、张岱年、蔡尚思、贾植芳、冯英子等名学者、名作家、名记者,先后以题词或撰文的方式,怀念故友曹聚仁。

1994年6月1日,冰心就为曹聚仁家乡梅江文化研究中心(下设有曹聚仁研究会)题词“祝梅江文化研究中心越办越好”。1998年7月在北京成立的中国曹聚仁研究资料中心,冰心老人仍不顾年迈体弱,给予了最亲切的关怀和支持,以示对故交曹聚仁的深深怀念。

曹聚仁生前知交、杰出的革命文艺家夏衍在1992年1月曾撰写了《怀曹聚仁》一文,深情追忆曹聚仁:“曹聚仁和我同年,也是二十世纪的同龄人。”“他始终是一个热烈的爱国主义者。他不参加任何党派,但和左右两方面都保持着个人的友谊,都有朋友,虽然爱独来独往,但他基本上是倾向于进步和革命的。”“他的确在海外侨报上说了许多新中国的好话。据我所知,第一个在海外华文报纸上为新中国系统地作爱国主义宣传的,是曹聚仁。”

有一个时期他很有兴趣于促成海峡两岸和解与祖国和平统一。一次周总理对我说:“曹聚仁真是书生,他想说服蒋经国学张学良,要台湾像当年的东北一样‘易帜’,他把复杂的政治问题看得太简单了。”

他是书生,但毕竟是有志报国的书生。我曾在《懒寻旧梦寻》中替他说过几句公道话,认为他骨头是硬的,晚节是好的。“他1972年病逝于澳门。岁月匆匆,今年是他的二十周年祭。写下这些,……也算是对这位爱国主义者、民主主义者的一点纪念吧”。在这里需要提上一笔的是,夏老于病逝前的95年1月8日,曾应笔者之邀为曹聚仁家乡浙江浦江建立的曹聚仁资料馆亲笔题写了馆名,是夏老留给家乡浙江的最后墨宝,也是他与曹聚仁数十年不渝友谊的纪念。

1994年11月3日,著名老作家柯灵先生在给笔者的信中写道:“曹聚仁先生对中国进步文化贡献甚多,值得后人纪念研究。”并为纪念曹聚仁先生亲笔题词:“曾闻涛声惊永夜,漫托鸦鸣作直言。”

学界泰斗、北大著名教授张岱年先生也十分推重曹聚仁先生的为人和学问。1998年4月23日,张先生曾写信给笔者说:“曹聚仁先生是值得纪念的。遵嘱写了两句题辞,今寄上。”张先生为纪念曹聚仁先生的题词为:“博学贯通古今,直言垂范;坚持爱国之志,晚节可风。”

1998年7月底,笔者曾专程到上海复旦大学拜访了两位心仪已久的著名学者蔡尚思教授和贾植芳教授。蔡教授当时虽已94岁高龄,却很是热情,一谈起故旧曹聚仁先生显然有些兴奋。他说:“大约1930年我到复旦大学教书,当时也常常见到曹聚仁,穿长布衫的。蓝布大褂这一形象宛然在目。”“我对曹聚仁的了解,始自大夏中学,也有不少内容从我的学生口中得知。”“曹先生不高不矮,蓝布大褂,很是朴素。像曹聚仁这样一生写下三、四千万字作品的文人,在中国近、现代史中,也是屈指可数。”蔡教授欣然为曹聚仁研究资料中心题词:“捷才多产而有晚节的文化名人。”

贾植芳教授在寓所与笔者谈起曹聚仁:“我与曹聚仁先生见过面,并在其主编的《前线日报》写过稿。曹聚仁解放后跑香港是跑对了。周作人晚年与曹聚仁关系密切,周作人晚年绝大多数作品都是通过曹聚仁之手在海外发表或出版的。”贾教授也谈起了曹聚仁与周作人曾为出版李大钊《守常文集》出过不少力。贾教授的嫂嫂李星华为李大钊的女儿,曾得到周作人的保护,贾教授对周作人、曹聚仁的学问、人品也特别看重。蔡教授知曹聚仁为乌鸦学者、自由主义者。那天,我们谈了一个多小时,对于曹聚仁,贾教授是敬仰的,他为曹聚仁研究资料中心的题词为“读书不忘救国,堪称士林楷模;博古又能通今,足资风范后人。”

著名老报人冯英子先生与曹聚仁先生在香港时曾经有过多次笔战,也有过很深的误会。但近年来,冯英子先生对曹聚仁先生的过去有了更多的理解,也十分支持曹聚仁研究纪念事业,为纪念曹聚仁先生欣然题词:“行万里路,无愧记者;写百本书,不负此生。”表达了他对曹聚仁先生的深切怀念。

童小鹏:曹聚仁先生为祖国统一事业奔波的爱国主义精神值得学习和发扬

从1996年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童小鹏回忆录《风雨四十年》及1997年5月出版的《周恩来年谱》中知道,童小鹏曾参与了曹聚仁与周恩来、毛泽东等会谈的接待工作,是当今屈指可数的曹聚仁为两岸和平统一事业奔走的见证人之一。童小鹏曾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兼总理办公室主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童小鹏在《风雨四十年》中披露“一九五六年七月,周恩来向香港记者曹聚仁谈话,讲到国共两党可以第三次合作”、“一九五八年八月的一天,毛泽东接见了香港来大陆了解情况的记者曹聚仁,并谈了话,关于炮击金门行动让曹转告台湾。”

笔者曾于1998年为筹办曹聚仁研究资料中心,曾写信给定居福建漳州的童老请教,他于98年6月13日回信说:“50年代曹聚仁先生为祖国统一事业奔波来北京时,我见过面。但写不出回忆文章,现题了一句话,供参考。原中央对台工作办公室主任,兼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他参加过当时的接待会谈工作,请向他调查。”

童老于1998年9月28日写信给笔者:“曹聚仁先生爱国,主张和平统一祖国,这是可以相信的。”“他到北京时,曾向周恩来总理报告,他曾从香港坐船到海中同蒋经国见面,就引起总理的怀疑,认为他的话有真有假,但只要他能把党和政府的对台政策传过去,就可以假当真,假戏真做,不予追究。关于这方面,不能只从她女儿的文章(指曹雷于98年3月8日-10日在台湾《联合报》发表的《父亲原来是密使》一文,笔者注)看,要研究,实事求是地宣传。”童老为曹聚仁研究资料中心的题词为:“曹聚仁先生为祖国统一事业奔波的爱国主义精神值得学习和发扬。”

马树礼:在上海,我们可以说是事业上的最好朋友

台湾国民党"总统府"资政的马树礼先生是曹聚仁先生生前友好。1998年7月份,笔者曾主动写信向他请教。马老于1998年8月17日亲笔给笔者回复了长信,深情回忆了故友曹聚仁,并介绍台湾逸仙文教基金会向筹办中的曹聚仁研究资料中心捐款1000美金,以示支持和对故友的怀念。之后,笔者又先后收到马老多封来信,对故友充满怀念之情。

“谢谢你七月四日的来信,知道你发起成立了曹聚仁研究资料中心,非常敬佩。曹先生著作等身,我们应该重视他在学术上的成就。中心能得到程思远先生等鼓励支持,前途发展,当可乐观。那时聚仁兄是中央社的第三战区特派员,我的报纸出版不到一个月,他就从福建到屯溪来看我,从此我们在第三战区就常在一起,一次在福州的大轰炸中,我们两人同住一个旅馆,同躲在旅馆底层,险遭不测。后来蒋经国先生在赣州办《正气日报》,曾请聚仁兄负责,我从上饶去重庆,经赣州时还和他和经国先生相聚。抗战胜利后同到上海,更是朝夕相处,过从甚密,正如大函所说,我曾为他全家买好船票,但他临时决定不和我们同来台湾。""并请聚仁兄接任总编辑,以藉他在上海文化界的崇高地位,打开上海的销路。聚仁兄就任后建树良多。……聚仁兄因为要专心写作,不愿意多管理行政工作……我们虽然同意聚仁兄辞去总编辑……还是请聚仁兄担任前进中学的校长,所以在上海,我们可以说是事业上的最好朋友。”

“聚仁兄对台湾并不陌生,上海各报应邀组团来台考察参访,就是由聚仁兄代表《前线日报》参加,回沪后还在《前线日报》写了好多文章介绍台湾,聚仁兄写的《蒋经国论》,也就是在《前线日报》连载。”

“聚仁兄初到香港的几年,我们相聚最多,有一年我从印尼回香港住了一段时间,可说天天见面,他那时的写作很多,我们一起在酒店饮咖啡时,他手中总是拿着稿纸,边谈边写,记得一个除夕夜,我们两人还在舞场消磨好几小时。”

“此后,我从印尼回台湾经过香港时,都和他联络见面,最后一次见面好像是在一九五七年初。到台湾后曾接到他的来函,我的一位亲戚在香港颇受他的关照。可是此后好几年一直没接到他的来信,而且也没有告诉我他去过大陆的事,也许当时双方环境都有不便。记不得是那一年,好像那时他已到澳门住了,我忽然接到聚仁兄一信,信里隐约的含蓄的谈到国家前途问题,但并无一字提到经国先生,我把原信送给经国先生看,后来经国先生在见面时口头告诉我,信是看到了,他要我不必回信,他也没有把信退还给我,可能是毁了,不然倒是今日最好的纪念品。”

马老于2000年元月19日给笔者的长信中,又一次谈到“据光汉兄函告,聚仁兄办好前进中学,的确费了不少心力,每周主持学校演讲会,谈吐风趣,深受学生敬重。聚仁兄担任前进中学校长期间,不受学校分文酬劳,此种清廉耿介情操,尤为令人钦佩。”

黄玠然、江天蔚、张纪恩、姚士彦:白首更念故人情

记得10多年前,拜会年逾百岁的黄玠然老先生,曾与深情回忆他与曹聚仁先生的情谊。黄玠然,比曹聚仁小一岁,既是浦江同乡,又在金华一中(原省立七中)曾是同桌读书,情谊甚笃。黄老于二十年代就已是陈独秀的秘书,并与邓小平是同事,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采访的两位"革命老人"之一。解放后曾任全国工商联秘书长及全国政协委员。黄老曾告诉笔者,五十年代中后期曹聚仁先生应毛泽东、周恩来邀请来京采访之便,曾与曹聚仁欢聚畅谈,回香港后,曹聚仁也将他的著作寄赠给他。他十分怀念老朋友、老同学曹聚仁。黄老除了欣然同意担任在北京成立的曹聚仁研究资料中心名誉主任之外,还为纪念曹聚仁先生题词:“人民之星”和“文人抗敌志,赤子爱国心”,足见曹聚仁先生在他老人家心目中的地位。

江天蔚,30年代曹聚仁办《涛声》时的老朋友,居住杭州。1997年5月,我借南行参加杭高百年校庆之便,曾在浙江人民医院拜望了他。记得当年,江老已经年届99岁高龄。江老一谈到老朋友曹聚仁,很是兴奋,他说在《涛声》、《芒种》等曹聚仁主编的杂志上写过不少稿。还讲到曹聚仁在暨南等大学兼课,没有时间批改作文,就让他帮忙批改。江先生还对曹聚仁先生原配夫人王春翠女士的文笔赞不绝口。那次我们足足谈了一个多小时,他说等身体康复后,他要写篇回忆曹先生的文章寄给中心,作为纪念。

张纪恩先生,与曹聚仁先生也是同乡和朋友,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采访的两位“革命老人”之一。1999年5月,笔者陪同曹艺先生参加杭高百年校庆,张老当时已年逾九旬。张老与曹老是杭高百年庆典大会主席台上就坐的唯一的两位“革命老人”。张老向笔者谈起他与曹先生及夫人邓珂云交往的情况,并为曹聚仁研究资料中心题词:“文坛英才,爱国楷模”,以示对故友的怀念。

1999年5月中旬,笔者在杭州拜访了曹聚仁的另一位生前友好姚士彦先生。姚老年近九旬,曾任《前线日报》总编辑,现为浙江文史研究馆馆员,正重病卧床,见到笔者为研究曹聚仁去访问他,很感欣慰。姚老满怀深情地对笔者说:“我于1938年在江西吉安与曹聚仁先生结识,1945-1949年又在江西、上海《前线日报》共事,我始终把曹先生尊为师辈,十分敬重。但曹先生平易近人,从不以师长自恃。他在上海诚明文学院,上海民治新闻专科学校讲过课,都是我硬拉他来助任的。台湾马树礼先生,与曹聚仁先生也相交甚厚,但也认为曹是一个‘思想复杂’的谜样人物。上海解放前夕,马曾设想将《前线日报》从上海迁台北或香港出版,安排曹与我在那里任总编辑及总经理,由‘军统理论家’胡秋原、钱纳水等人组成‘评论委员会’。曹与我都留在大陆,没有去台湾,马树礼的设想未能实现。”

童小鹏先生向笔者推荐的原国家安全部部长、中央对台工作办公室主任兼国务院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先生,1999年7月5日接受笔者电话采访时说,他与曹聚仁有过多次接触,对曹聚仁的为人和为祖国和平统一事业奔波的爱国精神十分敬佩,并约定近期与笔者当面谈谈,对故友充满怀念之情。

记得二十年来,笔者为筹办曹聚仁资料馆、曹聚仁研究资料中心,认识了不少曹聚仁生前友好或学生,不少都已白发满头的古稀老人了,但他们对曹聚仁先生的为人和学问很是敬重和怀念。如周作人先生的儿媳张菼芳女士,张恨水先生之子张伍先生,美国著名学者唐德刚先生、周策纵先生,北京《团结报》原副总编辑祝修林先生,台湾著名画家倪汝霖先生,台湾曾任蒋介石秘书的蒋良顺先生,育才学校老教师倪扬禄先生、毛一帆先生,曹聚仁原配夫人王春翠女士的堂弟王琛先生,曹聚仁表弟、浙江省政协委员陈志力先生,杭州市政协委员方耀先生等等,都对曹聚仁先生充满敬仰和怀念之情。

曹艺:为民族利益而尽书生之责的千古一人

曹聚仁胞弟曹艺先生,2000年8月21日,以92岁高龄在南京逝世,三十年代曾为鲁迅赞许的“青年作家”。为了重振家父曹梦岐先生于1902年创办的育才学校和弘扬胞兄曹聚仁先生的学术成果和爱国精神,他仍在孜孜努力。笔者与这位“曹氏家长”结识并成为忘年之交,将近十年,他可说是最了解曹聚仁先生的亲人。不用说多年来他对家乡曹聚仁资料馆、曹聚仁陈列室、聚仁学校、育才小学、曹聚仁故居,包括1998年7月在北京成立的中国曹聚仁研究资料中心,都凝含着他无私的鼎力支持,就是在近二十年中,他所写的关于回忆曹聚仁及其生平的回忆文字,也有近百万了。这些文字,是今人研究曹聚仁和曹艺必不可少的第一手资料。

曹艺先生曾写过《现代东方一但丁--追记先兄曹聚仁南行往事》的长文,他是唯一陪同曹聚仁南行赴港的亲人,该文给世人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事。1999年5月,笔者有幸陪同曹艺先生返乡参加杭州高级中学百年校庆,曹老一谈起家乡蒋畈、家兄曹聚仁,便有说不完的话。他认为“曹聚仁生而为中华民族发奋图富强、发展,甘心情愿在海外孤苦地作为一个‘灯台守’,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中国特出的真正书生。”

曹艺对侄女曹雷所写的《父亲原来是密使》也有不同的看法:

“曹雷那篇《父亲原来是密使》的题目和内容主题思想,我是有看法的。我认为曹聚仁以一个海外孤臣‘灯台守’的心情,奔走海峡两岸,呼吁祖国统一,是为了自己是中华民族之子孙,自甘情愿,为民族利益而尽一个书生之责的千古一人,并非台北的特使,也非北京的密使。曹雷以她自己的名利观念来衡量亲生父亲的光明磊落心情,是太低看父亲的适然史观创建人了。曹聚仁在香港时,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两度专访他,以十万、二十万美金诱胁他,要他去美讲学而被他婉拒,北京关心他的安危,为他在香港租下了三处房子,在澳门租了两处房子,真个成了狡兔三窟。”

曹艺先生曾告诉笔者:“曹聚仁初次到北京,无意中和周总理谈起了李光耀在香港有意在竞选新加坡独立后的第一任总理前,想来北京参观学习的意愿。周总理很欢迎李光耀来华,让曹聚仁立即回港去陪他同来。又一星期,哥哥便和李光耀在新侨饭店出现了,促成了李光耀的首次访华。”

1999年,曹艺先生给曹聚仁研究资料中心捐赠了222封曹聚仁致曹艺、王春翠的书信手稿,这些家书中有不少是谈及曹聚仁为两岸和平统一奔走的鲜为人知的内容,弥足珍贵。曹艺在《脞话曹聚仁故居》一文中,针对个别人反对修复曹聚仁故居,诋毁曹聚仁研究资料中心时表示:“有的人怕别人沾光而把曹聚仁垄断起来,为时太早一些吧!”“曹聚仁这个出自穷乡僻壤的一介书生,已脱颖而出,成为世界公认的世纪人物了,让他的出生成长的故居,供景仰的人,作为景点,访问参观一下。”“曹聚仁虽著作等身,只流入各国大图书馆去收藏,祖国的大陆和台湾,某一时期,两岸都进不了口,至今多少著作都绝版了,如果经有心人加以研究选择,推动广泛流行,使经过半个世纪的筛选,不再是一个谜样的人,于中华民族的发扬广大,又有什么害处呢?作为曹氏子孙,我无颜高喊反对修复故居。”

曹艺先生曾任南京市政协终身委员和中国曹聚仁研究资料中心名誉主任,生前他又向中心捐赠了40余种大陆罕见的香港版曹聚仁著作,并真诚希望曹聚仁亲友和有关部门能尽早编辑出版《曹聚仁文集》和《曹聚仁全集》。认为这将是对曹聚仁先生的最好纪念。

郑子瑜:为人多于为己,而不营私,这是曹聚仁先生的人格高尚之处

著名学者、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高级名誉研究员、北京大学客座教授郑子瑜先生于1999年岁首曾给笔者写了一封《我和曹聚仁的交往》的长信,之后郑先生又多次来信,提供了曹聚仁先生三封书信手迹及曹聚仁遗作《知堂老人的晚年》等,这些都是研究曹聚仁必不可少的第一手资料。郑先生非常支持北京成立的曹聚仁研究资料中心,并欣然同意担任中心名誉主任,以示对故友的怀念。

“曹聚仁先生是现代著名作家、记者和学者。……我只有20岁出头,便很喜欢拜读曹聚仁先生的杂感文,觉得篇篇隽永有味。我和曹聚仁先生,不约而同,不谋而合,一个为重订《国文略读指导》,一个为改订《国文精读指导》,可是我们到了这个时候还不曾谋面,因为曹先生在香港,我则在新加坡。”

“回来途经香港,小住数日,意外地得到我景仰已数十年的几位文坛前辈名家的邀宴,曹聚仁之外,还有创造社最年轻的作家叶灵凤……他们都是我的前辈,但是对晚辈区区者的关怀与爱护之至情,真是使人感浃肺腑!有一位先生甚至带来了我那本不成样的选集,要我签名于书上。我知道他们的目的,是在于对我的鼓励。”

“曹聚仁先生为人诚挚,待人勤恳,交友不分辈分,所以凡是和他有交往的人,都很喜欢他。周氏兄弟失和,但鲁迅、周作人都是他的好朋友。……曹聚仁和周作人,更是深交,晚年劝周作人写回忆录。经过了数年的经营,《知堂回想录》写成了,但出版的事颇费周章,幸得曹聚仁先生为之奔走接洽,终得以在新加坡《南洋商报》连载,然后交给香港三育图书公司出版,凡是“校对抄稿,还有印稿校样”,都得由曹先生代劳,这里可见曹聚仁先生为人的勤恳。

自从1962年在香港和曹聚仁先生一别之后,彼此都忙于自己的事,不多通信,但这回为了《周作人年谱简编》的日译,却劳曹先生频频来信催问,这时候(64-65年)曹先生已在病中,提到自己的病情,只是聊聊数语,但关怀《周作人年谱简编》的日译,却占书信的绝大部分篇幅,为人多于为己,而不营私,这是曹聚仁先生的人格高尚之处,所以他晚年患病,经济情况也不很好,这是我们晚学所万万比不上的。

我建议您们可以写信给刘以鬯先生和曾敏之先生,刘先生是香港作家联会现任会长,曾先生是创会会长,又都与曹聚仁先生有交情,让他两位来筹备举行纪念活动,是最好不过的。刘以鬯先生又是香港文学杂志社的总编辑。……届时可让刘氏主编的《香港文学》来个‘纪念曹聚仁先生诞辰100周年特辑',广邀各地文友撰稿,尤有意义。”

另外在港、台、新加坡、马来西亚、加拿大等地的曹聚仁生前友好曾敏之、卜少夫、刘子政、鲍耀明、周颖南等来信或以别的形式纪念曹聚仁和支持曹聚仁研究资料中心。曾敏之先生是香港著名作家、香港作家联会创会会长,于今年1月30日来信说:“曾在广州与他(曹聚仁)聚会过,那是五十年代初期,他以南洋商报特派记者赴京道经广州,我曾为他迎饯”。“嘱应聘名誉主任的事,如对在海外有需我尽力之处,自当勉力有以报命。”新加坡作家协会名誉理事长周颖南先生来信说:“曹聚仁先生是我熟识的作家,早年我在《前线日报》读过他不少作品,后来又读了他的《北行小语》等,我为他的文风所倾倒。所以建立中国曹聚仁研究资料中心意义重大。”

罗孚:“他爱国,宣传祖国的新气象”,这是周恩来对他的评语

罗孚是香港的知名老报人,曾任香港《新晚报》总编辑,也是曹聚仁的生前友好,曹聚仁于1972年7月23日在澳门逝世时,罗孚也是曹聚仁先生治丧委员会的委员。罗先生曾写过一篇回忆曹聚仁先生的长文《曹聚仁在香港的日子》,全面回忆了曹聚仁在香港政治、文化活动的情况,使大陆研究曹聚仁的学人有“升堂入室,大饱眼福”的感受。

“第一次见到他,大致是四十四年前的1942年的事。在桂林东郊星子岩边的《大公报》编辑部里,那一天来了一位身材矮小的军人模样的客人,一身旧军装,腰间束了一条皮带,普通一兵,貌不惊人。听别人说,这就是曹聚仁。因此就不免刮目相看了,这是我已经知道的一个作家兼教授的名字。”

“再见到他却是十三四年以后的香港了……却经常有一个布袋在手,是北京街头常见的那种布袋,塞满了报纸和书刊,有点他自己所说的‘土老儿'的味道。""这期间,他和徐、朱省斋以及后来到了新加坡当起那个国家外交官的李微尘一起,办了创垦出版社。出丛书,还出了一个杂文、散文的小型刊物《热风》。”

“‘他爱国,宣传祖国新气象’,这是周恩来对他的评语。作为记者,他有过一次独家新闻。1958年炮轰金门,开始了好些年的海峡炮战,这是一件大事。他较早得到这一独家消息,把电讯发到《南洋商报》,报纸显著刊出这一独家的消息之后几小时,预定的炮弹才在大陆上发出震天动地的声音,射向金门。”

“他虽然还是标榜‘中立’的自由主义者,时时要发些和我们不同的议论,但他的文章早已告诉我们,实在不能称他为‘反动文人’了。我们成了朋友。就年龄,特别是就时间来说,他实在是我的前辈。”

“曹聚仁就向北京的苦雨斋主人催生了那部《知堂回想录》。作为一个在国门之外的自由主义者,曹聚仁并不怎么顾忌‘四人帮’。在‘文革’初期,他所编著的一本大型的《现代中国剧曲影艺集成》,仿佛和江青他们力捧的样板戏大唱对台戏。”

“他留下的著作在四千万字以上。作为学者、史人、作家和新闻记者,他的一生真是辛勤的一生!”

“在为和平统一事业的努力上,但明白内情的当局却并没有对他作出严重的否定。……60年代前,他的夫人邓珂云得到批准,从上海到香港探亲;70年代之初,他卧病澳门,邓珂云又到澳门看护,直到他去世。这些当时一般人不大容易办到的事,也可以使人思过半矣。他死后,也是左派为他公开治丧的。”

“闲谈中他这金华人总爱谈他们家乡的名产火腿,……他另外又爱谈自己做咸菜的技术。他晚年的住所,是香港岛上胡文虎花园旁边一座四层楼天台上搭的临时住室--陋室,三间相连的小房,是客厅、睡房、厨房,也全都是书房,处处都堆满了书,他人在书中,一个人度过了一个个春秋。”

曹景辉:继父曹聚仁供给我上完初中

曹聚仁继子曹景辉先生是曹家第二代中年岁最大的,他不幸于今年3月1日在深圳逝世,享年95岁。他与叔叔曹艺先生一样,十分关注祖父曹梦岐先生开创的教育事业。由于他还是曹聚仁、王春翠的继子,对于曹聚仁研究纪念事业及曹聚仁故居的修复也特别热心支持。我与曹景辉先生交情深厚。他曾来信谈到他与养父母曹聚仁、王春翠的有关情况:

“30年代,我12-15岁时,曹聚仁供给我上完初中,与他俩(指曹聚仁、王春翠,笔者注)生活了三年多,抗日战争漫延,沪、杭相继沦陷,我辍学回到家乡,这时王春翠也回乡经办育才小学,我参与办学以谋生计,后经祖母为她二儿(指曹聚仁,笔者注)一家在乡中存在,把我过继,叔父婶正式成为我的养父母。家乡沦陷日寇到胜利恢复蒋畈村,我是原经手人,解放前我已不能在乡中觅业,投靠上海去,养父曹聚仁去港前,商定由我小叔父曹艺安排我去北京就业,这样我在北京参加了建筑业……87年初到浙江萧山市璨女(指曹璨,曹聚仁孙女,曾任萧山市政协常委,她也十分支持修复曹聚仁故居和育才学校,笔者注)家。养母王春翠这时已在璨女家养病,87年5月1日晨病逝,我总算侍侯她最后年月,尽了点责任。在那年代,我是不可能知道曹聚仁在香港的情景的。他病逝澳门前,国家仅安排邓珂云去澳门,香港遗物由曹雷去国务院领回上海。……去年回江浙之行,是我小叔父曹艺九十寿辰,我去探望他,过上海原想去养父墓前扫墓,后知由上海市委有关部门支持下,骨灰将安放上海公墓中,也使我有所安慰。回乡去,原也仅是去扫墓,在南京曹艺嘱我联系村镇领导,解决墓园事;便中去育才学校看了一下,实在使我心酸,向校长提出目前应该添置的教具,于1998年8月捐款一万八千元,以示对育才小学的支持。”

曹聚仁故居一屋是我们蒋畈曹家最古老的屋。他还谈到“蒋畈西南角四间楼房是曹聚仁独资,王春翠和我经手于一九四九初落成入居的,土改时留给我两间,总之原蒋畈村除唐姓两间屋外,即是曹家住房又是育才学园。”曹景辉先生对于我所创办的曹聚仁研究资料中心也很支持。曹景辉先生及他的全家,都深深怀念曹聚仁先生,并希望家乡政府保护好曹聚仁故居,并使育才学校发扬光大。曹景辉先生及其一家,为曹聚仁研究纪念事业以及家乡教育事业,贡献颇多。

今年是中国抗战胜利70周年。曹景辉在晚年,曾回忆他与嗣父曹聚仁那段可歌可泣的抗战往事,仍不无自豪。他回忆道:

“一九三七年,淞沪抗战爆发,嗣父曹聚仁辞别亲人,投笔从戎,脱下蓝布大褂,改穿了短装、军装,奔赴抗战前线做起了‘战地记者’。他最早报道了台儿庄大捷和首次向海外报道‘皖南事变’真相,成为抗战时期的著名记者。由于上海战事吃紧,嗣母王春翠回到了浙江蒋畈家中。我完成学业后,参加了国民革命军,成为一名学生兵,经三个月训练、半年的实习,被任命为通讯排排长。驻守富春江,抗击日军。后部队撤入金华休整,我也回到了蒋畈家中,与嗣母王春翠,一起参与育才学园的校务工作,直至学校停办。抗战期间,坚持办学,宣传抗战,为国家输送了不少有志报国的有用人才。”

遗憾的是,曹景辉先生没有等到举国庆祝伟大胜利的这一天。曹景辉先生,作为一名中国人,在外侵内乱、民族存亡之秋,勇敢参军,保家卫国,投入抗战,不惧牺牲的爱国精神,将永垂不朽;他数十年如一日,致力于乡村教育,扎根农村,呕心沥血,培育英才,无私奉献,为改变一穷二白的穷乡僻壤,矢志不移,他这种教育救国的“孔夫子精神”,将永放光芒;退休后,他与叔父曹艺先生一道,为宣传曹聚仁先生的学术思想与爱国精神,建墓园,修故居,建学校,搞纪念,整资料,任劳任怨,无私奉献,提携后进,不遗余力,他的高风亮节,将永驻人间!

洪汛涛:“育才有一个非常好的图书馆室,实是曹聚仁的私人藏书所捐赠”

洪汛涛先生是当今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神笔马良》的作者,也算是笔者的家乡前辈。我们因曹聚仁研究而通信多年。洪先生作古已经多年,但他生前万分支持曹聚仁研究纪念事业。

洪先生曾为曹聚仁资料馆捐赠了一幅精心创作的“神笔马良”的画作,1998年7月,北京成立了中国曹聚仁研究资料中心,他又寄来贺信表示祝贺,1999年4月,洪先生闻知家乡将修复曹聚仁故居和育才学校,来信建议成立“育才校友会”,万分赞成修复曹聚仁故居。

洪汛涛先生与曹聚仁和育才有着一段不解之缘。正如他于1991年在《曹聚仁和育才学校》一文中写到:

“我家与蒋畈曹家向为世谊,曹聚仁的父亲曹梦岐是清末秀才,一位教育家,捐资在家乡办起了一座育才学堂,桃李满天下。解放前,曹老先生早已过世,曹聚仁一代继承父亲的遗业,要将已改名为育才小学的育才学堂,办成一个有小学、中学、大学部的‘育才学园’。当时的育才小学是他夫人王春翠女士主持。起手筹备中学部时,我正因车祸受伤,在浦江家乡休养,学校找到了我,要我参加筹备,并担任教师。我在育才任教职时,育才有一个非常好的图书室,实是曹聚仁的私人藏书所捐赠的,其中主要是文学书籍。有许多当时文坛驰名作家送给他的签名本,包括鲁迅先生的许多作品。另外,还有海内外的一些文学报刊。我在育才执教一年,课余时间,几乎大都在这规模不大的图书室里读书。在这里,我曾和学生们办过一个校刊,刊名是曹聚仁所题。蒋畈是个风景秀丽的好地方,校舍是新建的,教师大多是外聘名家。金华八县负笈来此求学的人很多。

学校培养了许多人才,目前在海内外有不少人已有很出色的成就。前几年,蒋畈曹家曹梦岐老先生重新立墓,因原马公愚先生的书法失存,嘱我缮写,曹老先生我素所敬仰,便遵命写了寄去。后闻在东山脚下的原墓地上,墓已恢复旧貌。曹聚仁先生四弟曹艺先生,原也是作家,鲁迅先生十分赞赏他的作品,现在南京政协。他曾来舍间,谈及他父亲的墓地,虽经政府帮助恢复,但曹老先生的事业--育才学校,迄今未列入恢复计划(现已恢复了育才小学,创办了聚仁学校,笔者注),我颇有同感。我想,浦江、兰溪两县市,对纪念曹聚仁先生甚为热心,何不共襄盛举,将育才学校恢复起来呢!”

洪汛涛先生后又来信补充说:“1946年曹聚仁在蒋畈原育才小学的基础上,筹备成立育才学园,新建楼房多幢,是年先办育才中学,我参加筹备、招生,并教国文,兼班主任。育才学园四大字,是曹聚仁请马公愚先生所题,育才中学校徽系我设计(三角银底蓝字),计划是由初一起,一年一年升上去,办高中,直到大学毕业,是一种新型教育学校。(从小学到大学毕业)。我倒赞成恢复育才小学、育才中学。第一步可发起成立校友会,编印校友录,以校友会向政府提出申请。此事,恐须请在兰溪老家的曹景辉出面。此一建议,供你们参考。”

作为育才毕业的校友,都念念不忘曹梦岐、曹聚仁、王春翠、曹艺等捐家办起的育才学校能重振昔日雄风。如中国美院教授、著名雕塑家叶庆文,北京儿童文学作家段萍,曹聚仁亲戚、浙江物资学高级讲师、作家汪涛,工人日报主任记者陈宗舜等等,都与洪汛涛先生一样,关注着曹聚仁故居的修复和育才学校的发扬光大,叶庆文先生还表示,愿为母校、曹聚仁故居义务创作一幅曹聚仁全身铜像,以示纪念和支持。

方汉奇:“我作卡片,就是在他指导下开始的”

我国当代新闻史学界泰斗、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著名教授、博士生导师方汉奇先生是曹聚仁先生的弟子。笔者得闻方教授大名始自他为李勇著《曹聚仁研究》(1991年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书作序。方汉奇教授应笔者之邀,于近日写了一篇《回忆曹聚仁先生》的文章,深情追忆了在曹聚仁先生门下授学的情况。

“1947年我在国立社教育学院新闻系念二年级,这一年的下学期,系主任马荫良先生宣布将聘请曹聚仁先生为我们讲新闻采访课,大家早知道曹先生是名作家兼名记者,听说请他来给我们上课,都很高兴。国立社会教育学院的院址在苏州,曹先生当时的住家在上海。这门课每星期上一次,每次上课,曹先生都是头天晚上到校,在校内的教师宿舍下榻,第二天上完课就回去。”

“曹先生第一次上课时,先向同学们作了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然后就拿出讲稿来开讲。我打量了一下这位在当时享有盛名的教授,给我的印象是,他中等身材,但是头很大,显得很有智慧。身上总是穿着一套修饰得非常整洁的中山装,脚上总是穿着一双擦得很干净的皮鞋,手上总是拿着一个那一时代比较流行的公事皮包。讲稿和参考书都十分有序地装在皮包里,根据讲课的需要随时取出取进。他讲课时,带较浓重的江南一带的口音。”

“曹先生讲的新闻采访课,……印象比较深的有以下两点:一是他向我们介绍了很多他和鲁迅等文坛巨擘的交往,和三十年代以来的左翼作家们的情况。他的口才并不十分出色,但是讲课的时候很投入,很有激情,而且旁征博引,显示了他的渊博学识。二是他向我们传授了如何作卡片和如何利用卡片来积累资料的经验。并且带来了他自己的卡片,给我们示范。后一点使我终身受用,我作卡片就是在他指导下开始的。从那时到现在,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作的卡片,累计已达10万张。直到现在还在作。不但自己作,而且教我的学生作。追宗溯源,应该万分感谢曹先生的教诲。”

朱仲玉、李成俊:"我们是师兄弟"

笔者于1998年上半年曾去拜访过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著名历史学家朱仲玉先生。那次谈话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朱先生与澳门日报社社长李成俊先生的结识。曹聚仁先生自1950年赴香港后,大陆的媒介便绝少提及他了。曹聚仁一度被大陆视为“反动文人”。直到1981年初,中国新闻社的有关同志找到朱仲玉先生,告诉他曹聚仁先生已被政府有关部门肯定,并让他写篇回忆曹聚仁先生的文章。朱仲玉先生对恩师的怀念与敬仰之情,经过了30余年的压抑,终于有一天可以倾吐了,很是快慰。朱先生很快写成《在澳门逝世的曹聚仁》,经过中国新闻社推荐,在《澳门日报》(1981年5月20日、21日)分上、下两篇刊登。不久,即收到《澳门日报》社社长李成俊先生的来信,说“我们是师兄弟”,在澳门,曹聚仁先生是新闻界前辈,我也经常向他请教办报、写作等方面的问题。1972年7月23日,曹聚仁先生在澳门逝世,其丧事也是由澳门日报社同仁出面操办的。从此,这对同以曹聚仁先生为师的“师兄弟”,近三十年中,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1998年6月底我给李成俊先生寄去文稿,他很快安排在《澳门日报》(1998年7月5日)“新园地”刊出拙稿《曹聚仁树立治学楷模》,并给曹聚仁研究资料中心寄赠了由澳门日报出版社出版的《孰忍一水隔天涯--澳门日报台湾问题评论选》、《澳门日报三十年》等书,充分表达了对恩师曹聚仁先生的深深怀念。

朱仲玉先生在回忆文章中写到:

“我第一次见到聚仁先生是抗日战争时期的赣州,他任赣州《正气日报》总编辑的时候。当时我在国立第十九中学念书,……有一次,我去报社,正好聚仁先生在那里,编辑给我作了介绍。聚仁先生热情地问我在哪所学校读书?几年级?多大年岁?当他知道我曾在上海电器行做过学徒,是从那里逃出来到赣州去念书的,就大大鼓励了我一番。这次谈话对我以后的写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抗战胜利后,朱仲玉又在曹聚仁主编的《前线日报》写稿。有一次主动去向曹先生求教,曹先生也很欢迎。总的意见是我的知识面不宽,原因是书看得太少。他建议我要多看书,磨刀不误砍柴工。书看得多了,知识面一宽,写文章就得心应手了。聚仁先生还告诉我,结合看书可以写读书笔记、书评。我就成了他家里的常客。他家弄堂口有副长期停在那里的馄饨担,他最喜欢吃馄饨和花生米。我每次去他就叫来两碗馄饨,拿出一盘花生米,和我边吃边谈。”

“一九四八年,他介绍我去缅甸中华商报工作,我们在上海外滩分别了。聚仁先生比我大二十六岁,他对我这样的青年人谈话,从来不用教训的口气。他对任何一位青年朋友,都表现得那么谦虚和平易近人。聚仁先生那种尊师和爱护文学青年的美德,将永远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之中。”

陈浩泉:“真正的做学问往往必须穷毕生的精力”

著名作家陈浩泉先生,现定居加拿大,曾任加拿大华裔作家协会副会长等职。由于他在三十年前,曾亲聆过曹聚仁先生的教诲,在曹先生逝世廿五周年的时候,写了一篇情真意挚的《我所认识的曹聚仁》的怀念长文。他在该文中,这样写到:

“余生虽晚,但因曾在报社任职,故于1968年至1972年这三四年间,几乎每天都见到曹聚仁先生。那时候,他天天到报社来交稿,然后又在清样上校阅自己的两篇文章,有时也在编辑部写稿。报社同仁尊称他为‘曹老师’,但曹聚仁却自称为‘土老头’。平时,他衣着朴实,手里总是挽着一个放稿子、报纸的小袋子,加上他个子不高,口操带浓重江浙口音的国语,的确有点土里土气。……大家对他也是极尊敬的。我们年轻一辈的小伙子,有幸与曹老师份属同事,因而有机会亲炙这30年代成名而至今为数不多的硕果仅存的名作家、学者和报人,当然不会轻易错过了。”

“曹老师喜欢和报社的同事聊天,对年轻人也一样,完全没有架子。当年,我们向曹老师请教的也大多是文史和新闻学方面的问题。曹老师对我们的两点教诲,我至今仍然铭记于心:第一,他认为年轻人应该学点修辞,打下写好文章的基础。他说:‘我不敢说自己的文章写得好,但起码少错。好的文章首先就是要避免出错。所以,修辞对写作来说是极为重要的。’第二,他认为年轻人应该早立做学问的志愿。他说:‘你们现在还年轻,但可以先定下一个自己感兴趣的研究题目,开始搜集资料,慢慢地做。真正的做学问往往必须究毕生的精力。’”

“曹老师也常常把他的新作馈赠报社的同事,我曾接受他的四种赠书。我曾和当时报社的同事刘德塔兄(印象中还有潘耀明兄)一起到上址造访曹老师。进入曹老师那‘听涛室’之前,必须经过天台的露天部分,那里有散置废弃的盆栽杂物,也有晒衫绳,颇为凌乱。那天,曹老师特地拿出他花数年心血编成的《现代中国戏曲影艺集成》巨型画册给我们看,已经准备好两部,将在适当时候寄给毛泽东。这部大八开的巨型画册,共八百多页,九公斤重,精装,足有两三寸厚。……曹聚仁反其道而行之,自资出版巨书,肯定中国传统戏曲与影剧的艺术价值与文化存在价值,可说对‘文革’的反动,是知识分子良知的一种表现。”

“因为曾是毛泽东、周恩来与陈毅的座上宾,并曾于50年代传递出国共可以第三次合作的信息而引起世人瞩目,加上他在赣南与蒋经国曾有过从,故曹聚仁一直认为自己会是国共第三次和谈的中间人。老先生相信,蒋经国总有一天会派人到大坑道来找他,他一直等着这一天。”

“邀请曹聚仁先生主讲的讲座,就是由我与曹老联络的。曹老师在澳门留医期间,曾有报社同事去探望他,并拍下几张照片……至今,我仍然保存着曹老师当年在医院的一张照片和他一篇文章的原稿手迹。无论如何,公道自在人心,相信历史对曹聚仁会有一个公正恰当的评价。”

曹雷、曹景行:父亲最后的日子

曹雷、曹景行为曹聚仁与夫人邓珂云所生的一对儿女。曹雷是导演、演员,现居上海;曹景行曾任凤凰卫视资讯台副台长、《亚洲周刊》副总编辑、《明报》主编、《中天新闻频道》总编辑,现执教于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笔者因研究曹聚仁,有幸与曹雷女士结识。1994年底和98年7月底,曾两次专程到上海南京西路曹雷家中拜访她,都得到曹雷女士的热情接持。

1999年,笔者应报社之邀写一篇《亲友回忆曹聚仁》的长文,特地去信请曹雷提供有关回忆文字。曹雷来信告知1998年在《文汇报》上发表的《父亲最后的日子》,可代表她和弟弟曹景行对父亲曹聚仁的怀念文字。

曹雷在这篇文章中,深情回忆了她和弟弟曹景行在澳门送别父亲的一些情况:

“1972年7月20日前后,我在上海接到母亲电报,说父亲已进入弥留状态。我速召回在安徽黄山茶林场务农的弟弟,与我一起去澳门。一切都尽可能地赶紧。23日,那是一个周日,去广州的机票已满,不得已,我们上了火车……弟弟从农场出来走得匆忙,脚上只穿了一双解放军跑鞋,当24日傍晚我们到达广州时,第一件事就是在商店打烊之前抢着给他买了双皮凉鞋。……第二天清晨,澳门方面有朋友来接我们,他带来了噩耗:父亲已于7月23日上午去世了。……我已经十二年多没有见到他,缘悭一面,十二年前的分手竟成永别,这是我怎么也想不到的。""我们在澳门镜湖殡仪馆见到了母亲和原来就在澳门定居的姑母,他们正在《澳门日报》同仁们帮助下布置准备第二天(26日)的公祭出殡仪式。……治丧委员会已经组成,由香港《大众报》社社长费彝民任治丧委员会主任。公祭于26日中午12时举行。来参加公祭的150多位各界人士和父亲生前友好中,大半都是由香港专程赶到澳门的。公祭仪式上,费彝民先生致的悼词和我作为家属代表作的答谢词,事先写好后都曾由周总理亲自过目。悼词中突出了父亲在全国解放以后从事爱国工作,有所贡献。治丧委员会刊登在港澳各大报的启事中,也强调了这一点。在公祭仪式上,看到已经合上双眼的父亲显得那么瘦小苍老,几乎都让我认不出来。……周总理希望我父亲的遗骨能叶落归根,回到大陆;他认为我父亲一生为爱国事业作出努力,死后也应有个盖棺定论,当得上‘爱国人士'四个字。这些,周总理当时都有了招待。""几经变迁,终于在父亲逝世26年后的今天,在上海福寿园选了墓址,准备在7月23日他的忌日,将他的骨灰迁回上海与1991年逝世的母亲一起安葬,真正让他叶落归根了。”

曹景行先生曾在1998年8月香港三联书店出版的香港文丛之一的《曹聚仁卷》一书《前记》中,如此追忆自己的父亲:

“我依稀记得四岁那年夏天的事情:爸爸急急赶到上海的北火车站,匆匆穿过检票的门口,消失在月台的人群中。……岂料,这一住就是二十多年,直到一九七二重病转赴澳门就医,不久即去世,也是在夏天。我从皖南山区的农场赶出来,和姐姐用了三天多时间到达拱北关口,来接我们的亲友臂上已带上了黑纱。……自那年爸爸来到香港,五十年代后期他曾四、五次回大陆,但和我们孩子共聚的日子,加起来最多也只有一个月。”“而现在,我每次经过广华医院门口,心中就会有一种冲动:去看看爸爸睡过的病房,探访他在《浮过了生命海》一书中讲到的医生和护士小姐,尽管那已是二十七、八年前的事了。”

笔者曾查阅港澳各大报在曹聚仁逝世后的有关报道,发现一则由曹聚仁先生治丧委员会及曹聚仁先生亲属刊登的《谢启》(刊《文汇报》1972年7月27日第4版),照录下来,作为对曹聚仁先生的纪念。《谢启》全文如下:

“曹聚仁先生公祭仪式于一九七二年七月廿六日正午十二时在澳门镜湖殡仪馆举行,遗体火葬。曹聚仁先生生前友好致送花圈、花牌、唁信,并亲临致祭,隆情厚谊,谨此致谢。曹聚仁先生家属邓珂云、曹雷、曹景行附此申谢。曹聚仁先生治丧委员会。一九七二年七月廿七日。”

江南:为了纪念他,我主张应编一文集,这样,其意义更深远流长

美国著名作家江南先生生前曾写过一篇回忆曹聚仁的文章《念聚公》。此文于1980年7月15日写于美国旧金山。江南对曹聚仁先生的推重,对于今人重视研究纪念曹聚仁很有启示。

“新闻界两位最令我钦迟的人物,一为聚公,一为萧老(乾)。……聚公的名字,首先出现在香港销台的一本新闻杂志上,纯从政治立场,对聚公挞伐。偶然,也听‘中央社'的朋友谈到,只此而已。岛内以他为毒蛇猛兽,看不到他一些煌煌巨著。""印尼华侨郭君,帮我找到了聚公的《采访新记》,那晚,我在旅馆里,通宵把它念完。”

“那本《采访新记》我在再三考虑下,偷偷带进台湾。一旦被发觉,坐牢,绿岛管训,都很难说。风险冒得不能说不大。后来,辗转向朋友借到《采访外记》、《采访二记》,那份读禁书的紧张恐惧味儿,迄今犹心有余悸。可见管制再严,高压再剧,总有隙缝,让文化思想作某种程度的渗透。一九六七年四月抵美定居,真正生存在学术自由的空气里,先读台湾认为的禁书再说。向香港邮购聚公各种著作,阅读之外,并作收藏。拙作《蒋经国传》,正是源出于聚公的那本小册子《蒋经国论》、《大江南线》,以及其他关于赣南记述的第一手资料。”

“拙作《印尼华人的命运》(刊《明报月刊》)在港面世,聚公读后,曾来信赞许,那时候,我一边做事,一边念书,老人的奖掖,对在异乡求学的我,自有无限的鼓舞。”

“据朋友告诉我,经济方面,并不宽裕,尽管著作等身。易地相处,如果有他那样的好文名,在美国,在日本,早跻身百万富翁之列。而黑心肠的书商,那改名换姓,盗印他的《中国抗战画史》,华盛顿那个‘中国资料中心’,亦拷贝他某些著作,经销图利,经手承办人正是台湾新闻局现任局长宋楚瑜。我建议聚公循法律途径,告资料中心一状,他来信表示同意,且委托我为他的全权代表。”

“随着形势转变,华盛顿和北京间,春风初拂,国务院计划从香港邀请三位作家来美作短期访问,聚公是被邀来美之一。……不料,胎死腹中,错过和老人最后一次会晤的机会。”

“聚公的著作,不下四十种,有传记,有随笔,有纪事,有小说。他的笔锋之健,文字之尖锐,情感之丰富,条理之清晰,揆诸今人,无出其右。”“做一个卓越的新闻记者的条件,聚公样样具备,文笔好,知识丰富,头脑清楚,观察敏锐。”“我比较喜欢他的随笔,文章风趣隽永,寓意深刻引人。”“聚公虽去世,他留下的文化遗产,却是我们的至宝。为了纪念他,我主张应编一文集,这样,其意义更深远流长。听说,美国已有人以聚公的思想著作,作为博士论文。”

读毕江南先生这些感人至深的回忆文字,笔者不禁感慨万千。江南先生“主张应编一文集”,至今已40余年,但是我们的社会和学人,仍未编纂一部权威的《曹聚仁文集》或《曹聚仁全集》面世,实在有些遗憾!令人欣慰的是,在曹聚仁亲友与学人推动下,曹聚仁先生的大量著作,已经在两岸十余家出版社重版,足可告慰曹聚仁先生的在天之灵!对于不幸英年早逝的江南先生,如他泉下有知,也是聊可告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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