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罗茨基的诗路历程,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黄灿然-------------------------------------------------------------------------------- 俄罗斯诗歌纽带的断裂 一九八七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美籍俄罗斯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一九九六年一月二十八日病逝于纽约,享年五十五岁。据外电报导,布罗茨基是因心脏病在梦中逝世的。据说他抽烟很猛,心脏一直不好,曾做过两次手术。 布罗茨基是当代诗歌巨人,他的逝世带来无可弥补的损失是明显而直接的。他的逝世除了给他生活了二十年的美国和他的祖国俄罗斯文学界带来震惊和悲伤之外,一些中国诗人,尤其是一些青年诗人亦会陷入同样的震惊和悲伤:布罗茨基的诗歌尽管因为中译本不理想而不能使他们深入领悟他精湛的诗艺,但是他具有深刻洞察力的散文和令人信服的文学评论却对他们产生深远的影响。俄罗斯的通讯社在报导他逝世的消息时说:俄罗斯诗歌的太阳殒落了。这可以说是自普希金以来最光荣的赞颂。布罗茨基在谈到英国诗人W.H.奥登时曾说,奥登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心灵。在我看来,布罗茨基至少也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心灵之一。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向布罗茨基的遗孀发去唁电时说:连接俄罗斯当代诗歌和过去伟大诗人作品的纽带断裂了。这句话虽然出自一位政客口中,但却是准确的,事实上这条纽带岂只是俄罗斯的,而是世界性的,现在它断裂了。 与阿赫马托娃的来往 布罗茨基十八岁开始写诗,与彼得堡几位写诗的青年人切磋诗艺,后来他们被称为彼得堡集团,他们除布罗茨基外,尚有叶根尼夫莱因、季米特里博比舍夫和阿纳托利奈曼。老大哥是莱因,布罗茨基自称他从莱因那里得益匪浅,后来在接受美国《巴黎评论》访问时,仍称莱因是当今俄罗斯最杰出的诗人。最使布罗茨基得益匪浅的,应是莱因介绍他认识阿赫马托娃。彼得堡集团成员与阿赫马托娃有密切来往,他们都非常尊敬她。据奈曼后来说,他们把诗带给她看,还经常陪伴她,而她以她在世纪初认识的诗人的作品〈把她的时代带进我们的时代〉。 一九六四年布罗茨基因莫须有的罪名被判五年劳改。布罗茨基服刑期间,阿赫马托娃非常关心他,并说服很多朋友去探望他,还与其他人一道筹款买东西送给他。其实阿赫马托娃一直很担心布罗茨基的命运,尤其是阿赫马托娃是被当局盯梢的人,任何来往者随时都有失踪的可能。她曾在一九六二年的一首诗中写道: 现在我不为自己哭泣, 只愿在有生之年不要看到 失败的金色印记 烙在这未经风霜的额上。 布罗茨基对阿赫马托娃也很尊敬,据曼德尔施塔姆遗孀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在回忆录中记载,在所有使阿赫马托娃晚年略感宽慰的青年朋友之中,布罗茨基是最严肃、诚实和无私的一位。娜杰日达甚至认为阿赫马托娃高估了布罗茨基的诗,但认为阿赫马托娃非常担忧她所代表的传统衣钵没人承接,于是一厢情愿地爱护布罗茨基等人。 事实证明娜杰日达的判断是错误的。阿赫马托娃不只慧眼独到,而且耳朵也非常灵敏,她在读了布罗茨基第一批给她看的诗之后即认为,布罗茨基的声音孤立,没有其他杂音。这是非常准确的判断。事实上布罗茨基的诗歌、散文甚至个人性格──孤傲、平稳、坚定──也都具有这个特点。不过娜杰日达对布罗茨基的一句预言却颇准确,她说她担心这位出众的青年人结局恐怕会很悲惨。 与奥登的神交与结识 布罗茨基服刑不到两年便在阿赫马托娃的协助下和西方作家的呼吁下提前获释。他在服刑期间收获甚丰,并不以为苦。其中最重要的便是研读英国诗人W.H.奥登的作品。其实在此之前他已从一本翻译成俄文的英国诗选接触过奥登的诗,并且留下深刻的印象,那本诗选叫做《从勃朗宁到现今》,现今指的是一九三七年,据说后来译者和编者均先后被捕,其中很多死去了。那首诗叫做〈地点不变〉,其中写道没有去得比火车终点站或码头更远的人,/会不去或不送他的儿子。会不去或不送他的儿子所揉合的否定式外延和普通常识这种句法使布罗茨基大为震惊。他自称,以后每当铺开稿纸,这个句子便会像幽灵一般纠缠着他。他在服刑期间所读到奥登是一本原文的英语诗选,一打开便是奥登那首名作〈悼叶芝〉。这首诗不仅整体上完美无缺,而且其中佳句佚出。如水银柱沉入垂死日子的口中,他身体的各省都叛乱,因为诗歌没有使任何事情发生,土地啊,请接待一位贵宾。如果说,上述句子充份体现一位匠人的精湛技艺的话,该诗第三部份这两节诗则体现出一位大师无比的思想深度: 时间可以容忍 勇敢和天真的人, 并在一星期里漠视 一个美丽的躯体, 崇拜语言和原谅 每个它赖以生存的人; 宽恕懦怯、自负, 把荣耀献在他们脚下。 不用说,布罗茨基读得目瞪口呆,尤其是时间崇拜语言。 他一半相信这种鬼斧神工,一半怀疑是不是自己的英语理解能力太差,误读了这首诗。获释后他便开始学习波兰文,以便翻译兹赫伯特和米沃什的作品,同时钻研英语,翻译约翰多恩和马维尔以及深入阅读奥登。 布罗茨基对奥登的崇拜变成他命运的两个分水岭。第一个分水岭是当英国企鹅出版社要出版他的英译本时,译者问他要不要请谁写个序,他反问有没有可能请奥登写。奥登读了布罗茨基一些英译诗稿,很喜欢,便欣然接受;接着布罗茨基被驱逐出境,目的地是犹太人的以色列,布罗茨基拒绝,先在维也纳落脚,拜访奥登,受到奥登的友好接待,在奥地利那几个星期,他像刚孵出小鸡的善良母鸡那样看管我的事情。奥登帮他穿针引线:向其代理人推荐布罗茨基,建议布罗茨基去见什么人,避见什么人。于是开始有一封封W.H.奥登转的电报送到布罗茨基手中,奥登还要求美国诗人协会为刈罗茨基提供一点经济援助,该协会拨出一千美元──这笔钱布罗茨基一直用到他抵达密歇根大学任教。布罗茨基离开维也纳,与奥登一齐到伦敦,在奥登的老友史蒂芬史班德的家中住了两晚,不久奥登即安排他出席当年的国际诗歌节。第二个分水岭是布罗茨基到美国五年后的一九七七年夏天,他在纽约买了一架打字机,开始用英语写散文和评论。他说,当一个作家用母语以外的语言写作,其原因可能是基于必要,或基于野心,或为了取得更大的疏散效果 。但布罗茨基自称,他用英语写作纯粹是为了使自己更亲近他认为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心灵:奥登,也就是为讨喜一个影子。他还说,即使他被视为奥登的模仿者,对我来说也仍然是一种恭维。十年后的一九八六年,布罗茨基出版了他这些文章的结集《少于一》,立即获得全美图书评论奖,次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因其诗歌成就得奖,但他这本杰出的散文集肯定是他得奖的重要因素。这本散文集除了向俄罗斯现代诗的重要人物阿赫马托娃、茨维塔耶娃和曼德尔施塔姆一一致敬外,还对一些二十世纪诗坛重要人物如希腊诗人卡瓦菲斯、意大利诗人蒙塔莱和当代同行沃尔科特进行眼光独到的评论。当然还有对奥登其人其诗的评析:〈为讨喜一个影子〉深入展示奥登的成就和奥登对他的影;〈论奥登的〔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则用了五十余页的篇幅抽丝剥茧地分析奥登这首诗。关于布罗茨基这种细读,爱尔兰诗人谢默斯希尼称赞说:布罗茨基对〈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所作的逐行评论,是对作为人类一切知识的清音和更美好的精神的诗歌所唱的最伟大的赞歌,如果可以用评论一词来形容这篇如此欢腾、如此舒畅和如此令人心旷神怡的权威文章的话。布罗茨基最后一次见到奥登是在伦敦史班德家中。在用餐时,由于椅子太低,女主人用两卷《牛津英语词典》给奥登当坐垫。布罗茨基当时想,我看到唯一一位有资格用那两卷词典当坐垫的人。 耶稣宝训:善恶观 布罗茨基在《少于一》中有一篇较少受人注意但非常重要的文章,叫做〈毕业典礼致词〉,是他在美国威廉斯学院任教时对毕业同学发表的演讲。说它重要,是因为它披露了布罗茨基的善恶观,从中可以看出他为人处世的方式。这篇文章的核心是耶稣的《山上宝训》,相信读者对耶稣这句话都耳熟能详:要是有人往你右脸猛击一拳,就把另一边也凑上去。但是很多人对这种非暴力的理解也仅止于此。 事实上这句话还没完,接下去还有:而要是有人想根据法律控告你,拿走你的外衣,你就把大氅也给他;要是有人想强迫你走一里路,就跟他走两里吧。耶稣说话有三联徵的习惯,这则训话的重点不在第一联,而在最后一联。其主旨与非暴力或消极抵抗、与不以牙还牙或要以德报怨毫无关系。布罗茨基认为,这番话一点也不消极,因为它表明,可以通过过量来使恶变得荒唐;它表明,通过大幅度的顺从,可使恶变得毫无意义,从而把那种伤害变得毫无价值。他还举了俄罗斯北方一所监狱发生的一件事做例子。有一天早上,监狱看守向囚犯们宣布,要把放风场里堆得两三层楼高的木材劈光,并要求囚犯们与狱方人员一齐劳动,进行社会主义竞争。这时一名青年囚犯问道:要是我不参加呢?看守答道:那你就没饭吃。接着大家都鼓足干劲劈起木材,那个囚犯也加入了。但是当大家停下来吃午饭的时候,他仍继续挥舞斧头。囚犯和看守们都取笑他。到了傍晚时分,看守们换班了,囚犯们也停工了,但那青年囚犯仍继续挥舞斧头。五点过去了,六点过去了,那柄斧头仍在上下挥舞。这回看守和囚犯们不得不认真瞧起他,他们脸上那嘲弄的表情也逐渐变得迷惑继而恐惧。到七点,那青年囚犯才停下来,也不吃饭,走进牢房躺下来倒头便睡。在他以后坐牢的时间里,便再也没有人号召看守与囚犯进行社会主义竞争,尽管放风场里的木材堆得越来越高。布罗茨基认为,这位青年囚犯可能比宣扬非暴力主义的托尔斯泰和甘地更理解耶稣宝训的真谛。 诗艺:孤立的声音 布罗茨基无疑是本世纪一位诗歌巨匠,堪与奥登媲美──在我看来,他甚至比奥登更上一层楼。在散文写作方面,他比奥登更完美,简直无瑕可击:他的适而可止的分寸感,他的充满机智和自省的论述,他的练达而又复杂的文风,在我看来都要比奥登略胜一筹。不错,他自称意图模仿奥登。但是,被模仿者往往没有意识到自身的弱点,而模仿者却能处处发挥被模仿者的优点和克服被模仿者的缺点,况且刈罗茨基远远不是一个模仿者,他是把奥登的文风发扬光大了。我在阅读奥登时,虽然对他的真知灼见拜服得五体投地,但是奥登很多文章都是应邀写书评的结果,其中不免掺杂一些水份,有时候会弄出一些很枯燥的东西。例如他的《阅读》是一篇非常个性化的散文,也体现出他一贯的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卓识,但是其中却穿插一页半关于阅读别人的批评文章时本身应拥有什么条件的清单式资料,读起来真是沉闷无比,不得不跳过去──因为那一页半的清单无异于一片美丽风景遭一条新开的沟渠拦腰斩断,哪怕那条沟渠有多大的价值,也是大煞风景的。再如他在《玛丽安穆尔》一文中评论穆尔小姐的诗歌时,用了呆板的分类法来解剖穆尔的作品:一、动物寓言二、动物比喻,然后是一大段上纲上线的评论。布罗茨基在这方面非常清醒,清醒得让人觉得要是跟他面对面,定会忐忑不安。在诗歌方面,布罗茨基虽然也是一位严谨的形式主义者,同样博古通今,但是他也经常破格,有时也写自由诗,并且风格多种多样,不像奥登,讲究得过份。 布罗茨基在严谨的同时有非常浓厚的实验倾向,他的诗歌之刀既坚韧又锋利:在传统的、现代的基础上掺入崭新的当代感性。几乎所有诗歌形式和体裁都被布罗茨基试穿过,并且都是那么匀称、适度。就〈哀歌〉而言,他写了很多以哀歌为题的诗,包括〈几乎是一首哀歌〉、〈罗马哀歌〉;其他标题和体裁如〈牧歌〉、〈变奏〉、〈诗章〉、十四行诗、十二行诗节、〈六重奏〉、无题、八行诗、三行诗节、圣坛诗、夜歌等等,几乎所有大师试过的并取得成绩的形式和体裁他都要试。至于风格,他更是多种多样,既可以写得很深沉广阔,又可以轻松讽剌;可以写得很日常化,又可以进行玄思冥想。在诗行的安排方面,他既可以工整严格,又可以长短不一。在意象的采集方面,从鸡毛蒜皮到海阔天空,从天文地理到机械设备,简直无所不包,又都可以运用自如,科学的意象一进入他的诗句就立即变得服服贴贴自然而然。总之,他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之间取得难得的平衡。 在这一切的背后,布罗茨基那个孤立的声音一直弥漫着。这种孤立的声音是他的总体作品给人留下的印象,在具体作品上,他的声音是安静的,而他本人也一直偏爱诗歌中安静的声音。这又与他强调非个性化有关,这方面布罗茨基从奥登那里获益非浅,尤其是诗中很少出现我。在奥登三百多页的《短诗合集》背后的首句索引里,以我开头的也仅有四首。做个比较:《阿赫玛托娃诗全集》七百余页,索引里以我开头的有一百余首;《曼德尔施塔姆诗选》一百三十五页,索引里以我开头的则有近二十首。布罗茨基不仅在诗中避免用我,就是在散文中,甚至在自传性的散文中,尤其是在感情开始触动他的时候,也往往用one 来代替我。这个词在不同的语境中会有不同的译法,一个人、我们、你、谁、我、本人或乾脆不译出来。在布罗茨基的语境中这个词往往要译成一个人、你或乾脆不译。他醉心于细节,醉心于具体描写,醉心于名词,醉心于发现。他在谈到奥登的魅力时说:奥登真正吸引我的首先是他看问题的超然与客观。他有一种看问题不受环境与个人意见影响的能力,并能从不同方面的细微关系来看待自己熟悉和不熟悉的现象,特别是熟悉的。我以为那就是说对你认为了解的事物要多发呆、多想像。布罗茨基本人的作品正是超然与客观的最佳范例,而他确实也很注重处理熟悉的事物,处理它们的微妙关系。只是,由于他声音平稳安静,语调倾向于冷淡,词语、意象陌生而坚固,处理的时候又超然而客观,故很多读者并不能很好地理解他──阅读他的作品同样需要一种安静的、微妙的阅读心理,因为布罗茨基既不大惊小怪,又不多愁善感。一般诗歌以及一般读者对诗歌的要求都是有起伏,有高潮,有出人意表的文字碰撞,这些都是好诗的要素,不但使诗人自己着迷,也能剌激读者。但是布罗茨基有点不一样,他的诗看上去似乎没有什么起伏、高潮,或者准确一点说,他在诗中把这些东西压住,不对它们作耸人听闻的强调,他是在退潮的时候开始,而不是刻意去营造高潮,因这里冰河时代前的胃口仍然会被猎奇的读者看中,但是从微妙关系来看,用立方形、长菱形、平行六面体和几何状这些枯燥的数学术语来描写黄昏,对老练的读者和诗人来说不啻是一种发现。

约瑟夫·布罗斯基 1940年5月24日,美籍俄国诗人约瑟夫·布罗斯基出生,198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约瑟夫·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1940~1996)苏裔美籍诗人。生于列宁格勒一个犹太家庭,父亲是摄影师,布罗茨基自小酷爱自由,因不满学校的刻板教育,15岁便退学进入社会。他先后当过火车司炉工、板金工、医院陈尸房工人、地质勘探队的杂务工等。业余时间坚持写诗,译诗。布罗茨基从1955年开始写诗,多数发表在由一些青年作家和艺术家所办的刊物《句法》上,并通过诗朗诵和手抄本形式流传于社会。 卓异的诗才很快使他崭露头角,被称作“街头诗人”,并受到阿赫玛托娃和其他一些文化界人士的赏识。这期间与彼得堡几位写诗的青年人切磋诗艺,后来他们被称为“彼得堡集团”,他们除布罗茨基外,尚有叶根尼夫·莱因、季米特里·博比舍夫和阿纳托利·奈曼。老大哥是莱因,布罗茨基自称他从莱因那里得益匪浅,后来在接受美国《巴黎评论》访问时,仍称莱因是当今俄罗斯最杰出的诗人。最使布罗茨基得益匪浅的,应是莱因介绍他认识阿赫马托娃。“彼得堡集团”成员与阿赫马托娃有密切来往,他们都非常尊敬她。据奈曼后来说,他们把诗带给她看,还经常陪伴她,而她以她在世纪初认识的诗人的作品《把她的时代带进我们的时代》。 1963年发表的着名长诗《悼约翰·邓》是他早期创作的代表作。1964年,布罗茨基被法庭以“社会寄生虫”罪判处5年徒刑,送往边远的劳改营服苦役。[2]布罗茨基的诗路历程,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布罗茨基服刑期间,阿赫马托娃非常关心他,并说服很多朋友去探望他,还与其他人一道筹款买东西送给他。其实阿赫马托娃一直很担心布罗茨基的命运,尤其是阿赫马托娃是被当局盯梢的人,任何来往者随时都有失踪的可能。布罗茨基对阿赫马托娃也很尊敬,据曼德尔施塔姆遗孀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在回忆录中记载,在所有使阿赫马托娃晚年略感宽慰的青年朋友之中,布罗茨基是最严肃、诚实和无私的一位。娜杰日达甚至认为阿赫马托娃高估了布罗茨基的诗,但认为阿赫马托娃非常担忧她所代表的传统衣钵没人承接,于是一厢情愿地爱护布罗茨基等人。服刑18个月后,经过一些苏联着名作家和艺术家的干预和努力而被释放,获准回到列宁格勒。从此,布罗茨基的作品陆续在国外出版。 198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美籍俄罗斯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1996年1月28日病逝于纽约,享年55岁。据外电报导,布罗茨基是因心脏病在梦中逝世的。据说他抽烟很猛,心脏一直不好,曾做过两次手术。

约瑟夫布罗茨基

布罗茨基1972年前的诗作,题材多为爱情、离别或孤独,其离经叛道之处无非在于背离乐观主义和集体主义观念,和苏联的主流意识形态格格不入,赫鲁晓夫表态说:“凭他那些诗就可以判他五年!”在集权意识形态的高压下,作家的创作空间非常小,不仅物质安康难以保障,还动辄有性命之虞;他们面临的是非此即彼的选择,要么在美学风格上自动撤退,抑制其形而上的能力,降低艺术追求,要么成为读者数量极少的实验作家,期望未来所谓公正评价,靠作品偶尔在境外出版而聊以自慰。

在经历了审判、监禁、流放之后,布罗茨基最终于1972年被迫流亡海外,此生再未踏上故土。因此,回忆不可避免地成为了他的文集的开篇主题。与普通人的想象不同,构成这种回忆的最核心要素并非苦难与迫害,也非亲情、友情与爱情,而是美国牛肉罐头、“飞利浦”收音机、好莱坞电影、英国唱片。这些记忆碎片看似杂乱琐碎,但这一块块碎石所铺就的却恰恰是作者自我意识的地基,是催生他最根本的审美观与价值观取向的最初动因。布罗茨基如此评论少年时的他对《人猿泰山》的观后感:当“人猿泰山自布鲁克林大桥一跃而下”时,“整整一代人几乎均选择退出便是可以理解的了。”甚至可以说,布罗茨基在创作之路上迈出的第一步并不是他的第一首诗作,而是拒绝被同化的个性的声音。

布罗茨基抵达西方,正值后现代主义思潮方兴未艾之际,他所面临的是一种反对精英、解构经典的总体知识气候。从贫瘠封闭的苏联来到后现代美国,看来诗人得经历某种 “时间错置 ”,这也使他的俄罗斯人特点变得更为鲜明。他强调精神等级,藐视后现代的价值相对主义,为文学写作提出严苛标准,声称写作是为了与过去时代的大师看齐,认为 “过去是各种标准的来源,是现在所无法提供的更高标准的来源 ”。他的立场与流行的英美文学批评风尚大异其趣。与其说这是一种保守的精英主义趣味,不如说是对文化大传统的自觉追随和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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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具体作品上,他的声音是安静的,而他本人也一直偏爱诗歌中安静的声音。这又与他强调非个性化有关,这方面布罗茨基从奥登那里获益非浅,尤其是诗中很少出现“我”。他醉心于细节,醉心于具体描写,醉心于名词,醉心于发现。布罗茨基本人的作品是“超然与客观”的最佳范例,而他确实也很注重处理熟悉的事物,处理它们的微妙关系。只是,由于他声音平稳安静,语调倾向于冷淡,词语、意象陌生而坚固,处理的时候又超然而客观,故很多读者并不能很好地理解他──阅读他的作品同样需要一种安静的、“微妙的”阅读心理,因为布罗茨基“既不大惊小怪,又不多愁善感”。他的诗看上去似乎没有什么起伏、高潮,或者准确一点说,他在诗中把这些东西压住,不对它们作耸人听闻的强调,他是在退潮的时候开始,而不是刻意去营造高潮,因这里“冰河时代前的胃口”仍然会被猎奇的读者看中,但是从“微妙关系”来看,用“立方形”、“长菱形”、“平行六面体”和“几何状”这些枯燥的数学术语来描写黄昏,对老练的读者和诗人来说不啻是一种“发现”。

布罗茨基的诗学表述含有犄角推进式的形而上倾向和力度。他强调语言的超越性功能,认为诗歌是探索语言极限,诗歌是一种加速的思想,而韵律是完成这个工作的关键。“精神加速 ”这一概念,成了他衡量诗人的工作及其启示性能量的指标,这么做恐怕也会造成某种局限,使其笔下的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和曼德尔施塔姆带有较为浓厚的布罗茨基意识。不过,从这种混合着教义和激赏的解析文字中,读者的收获仍是难以估量的多。他让人透过分析性语言的局限,抵达白银时代彼得堡诗歌传统的启迪和精髓。

布罗茨基在严谨的同时有非常浓厚的实验倾向,他的诗歌之刀既坚韧又锋利:在传统的、现代的基础上掺入崭新的当代感性。布罗茨基创作过几乎所有诗歌形式和体裁,就《哀歌》而言,他写了很多以“哀歌”为题的诗,包括《几乎是一首哀歌》、《罗马哀歌》;其他标题和体裁如《牧歌》、《变奏》、《诗章》、十四行诗、十二行诗节、《六重奏》、无题、八行诗、三行诗节、圣坛诗、夜歌等等,几乎所有大师试过的并取得成绩的形式和体裁他都要试。至于风格,他更是多种多样,既可以写得很深沉广阔,又可以轻松讽剌;可以写得很日常化,又可以进行玄思冥想。在诗行的安排方面,他既可以工整严格,又可以长短不一。在意象的采集方面,从鸡毛蒜皮到海阔天空,从天文地理到机械设备,简直无所不包,又都可以运用自如,科学的意象一进入他的诗句就立即变得服服贴贴自然而然。总之,他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之间取得难得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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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罗茨基吸收了俄国和英美的诗学养分,在散文写作中形成富于原创性的语气和语体,其叙述也超越通常的意识形态控诉和伤痛展示,显得耐人寻味。布罗茨基最佳的诗歌和散文,都是在勉力追求这种表述。

布罗茨基的文学评论,其本质在于说教而非论证。是把人带往彼岸的运载工具,也是他从彼岸回归的现身说法。当然也是文化论争中的回应、反驳和论战的产物。除非站在他那个高度,拥有那样精深的诗歌修养和实践,否则无从产生这些灵感洋溢的篇章;而灵感总是和某种教义结合在一起的,正如使徒保罗的体内被充实的那些东西,因此,布罗茨基的批评文字浸透俄国式的救赎和激情,这是西方文学批评中几乎要失传的一种精神在场,委实引人瞩目。

①布罗茨基《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载《二十世纪外国重要诗人如是说》,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11月

我看到大片大片的雪

斯:为什么我们总是谈曼德尔施塔姆、曼德尔施塔姆,我很久就想跟您谈一谈了。

有曼德尔斯塔姆这样的诗人和这样的诗运,就一定有另一类无骨而无耻的诗人或作家。曼德尔施塔姆的孩子气经常发作,他把“我们活着,感不到国家的存在……”到处念给别人听,“结果作家圈子里有人告密”(蓝英年《冷月葬诗魂》)。曼德尔施塔姆在这次被捕转而流放至沃罗涅日之后,写了一首《无题》诗,其中有这样两句,表达了他对告密者的愤慨:“告密者们啊,我的告密者们!/我将记住沃罗涅日的黑夜!”

诗人被流放到了北乌拉尔地区卡马河上游的一个小镇上,没有了自由、生活、亲人和诗神,绝望中的曼德尔施塔姆企图跳楼自杀,但仅仅摔断了胳膊。斯大林闻知此事后,进行了过问。他同意让诗人自己另选一处流放地,诗人选的是沃罗涅日,从而便开始了他辉煌的“沃罗涅日时期”。诗人阿赫玛托娃写过一首送给曼德尔施塔姆的诗:《沃罗涅日》

我是园丁,也是一朵花,

曼德尔施塔姆,与他的时代,与那么多“少数派”的作家,都有着刻骨的联系。

还弥漫着大战的烟尘。

布罗茨基不止一次向我们说起曼德尔施塔姆。在《文明的孩子——布罗茨基论诗和诗人》②里,他再一次向我们详细地讲述了这个不幸的诗人。

帕:如果我不奔走,那么您就不会知道此事。

在世界的牢狱中我并不孤单。

当然,像曼德尔施塔姆这样的诗人,在当时的苏联还有许多:

斯大林打断了帕斯捷尔纳克,说出了这句著名的话。随后,曼德尔施塔姆被流放,于1938年12月死在劳改营中。

帕:作家组织从1927年就已经不管这类事了。

“这不是关键,诗人理应得到相应的对待……”

只有缪斯和恐惧在值勤。

除了布罗茨基,他的最重要的朋友应该是阿赫玛托娃。

天堂的下降和大地的上升

曼德尔施塔姆最要好的朋友可能就是阿克玛托娃了。

据阿赫玛托娃所记⑦,曼德尔施塔姆在1928年8月25日给她的信中写道:“我想回家,想见到您。您要知道,我有一种本领在想象中进行交谈。不过只能和两个人,即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和您。”曼德尔施塔姆所急要得到的,非常明显,就是必须接触到特定的同类的友好气息,他们的面容,他们的声音。诗人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脆弱的人,他们那颗孩子的心只有在一种同声相应与同气相求的和谐中,才能得到安宁。

曼氏从沃罗涅日释放回来后,生活无着,便去找前苏联作家协会总书记斯塔夫斯基求助,但总书记却给内务人民委员叶若夫写一封信告发曼氏一些所谓尖刻的言辞,同时附上小说家巴甫科夫诋毁曼氏的诗“并无多大价值”,并请求叶若夫将其逮捕……告密者巴甫科夫却获得作家勋章,全国各大报纸均有报道。这真是文明的耻辱,也是对人类良知的极大嘲弄。

蒙着薄雾和阳光微尘洁净

⑥《这一代人的怕和爱》刘小枫著三联书店1996年12月版

“如果我是曼德尔施塔姆的朋友,我会更清楚应该如何为他辩护。”

帕:这无济于事。

但具有这种精神以及甘愿为这种精神付出代价的,只有像曼德尔施塔姆这样的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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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吧,让我们来试着转动/这笨重的吱呀作响的巨轮……”(《自由的霞光》)

然而诗人的生活却越来越糟。退休金只能勉强用来支付房租和购买口粮,42岁的他已经变得不爱动了,头上长出了白发,虽然两眼依然炯炯有神,但呼吸开始吃力。1934年2月的一天,在莫斯科,曼德尔施塔姆突然对阿赫玛托娃说:“我准备迎接死亡。”而阿赫玛托娃却坚定地说“我准备活下去!”1934年5月,内务部人民委员亚戈达签发了逮捕证,警察在诗人的家里搜查了整整一夜。“他们在找诗,他们走在从小箱子里扔出来的手稿上”,他们终于找到了“罪证”,但并不是他们最希望找到的。最后诗人从容地点了点头,就被带走了。阿赫玛托娃得知了消息,马上动身从列宁格勒赶来看他,随身还带了一尊自己的小雕像,她准备卖掉雕像,以便能买一张回程票。曼德尔施塔姆的朋友们也开始行动起来,他们敲开一扇又一扇办公室的门,他们寻求所有可能的关系:得势的诗人帕斯捷尔纳克、《消息报》的主编布哈林……他们想尽了一切办法,最终却只能在一堵堵厚墙壁面前碰得头破血流。

然后你看到

在这片英雄的土地上

夜依然在行进,

斯:那么,他是您的朋友吧?……他是大师吧?是大师吧?

移来一片密林

“……他们的创作、他们的命运我十分珍重,这是因为,若没有他们,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作家我都无足轻重:至少我今天不会站在这里。……他们有比我更多的话要说给全世界听……”①

这种行为及其背后所包含的精神,是要付出代价的。

⑦此处有关资料见于《文明的孩子——布罗茨基论诗和诗人》、《阿赫玛托娃传》([英]阿曼达·海特著 蒋勇敏等译东方出版中心1999年2月版)和《回忆与诗——阿赫玛托娃散文选》(作者:[苏俄]安娜·阿赫玛托娃马海甸编译,花城出版社2001年10月)

再来看一看诗人的妻子吧!

但愿从凝聚中流逝的瞬间,

1933年曼德尔施塔姆来到列宁格勒,有一个晚上他和阿赫玛托娃谈起但丁的《炼狱》,阿赫玛托娃背诵了其中的一段,曼德尔施塔姆竟哭了。阿赫玛托娃吓了一跳,问他怎么了,他回答:“不,没什么,因为是您的嗓音在背诵这些话。”1936年2月,阿赫玛托娃到沃罗涅日去看望被流放此地的曼德尔施塔姆夫妇。曼德尔施塔姆告诉她,当他精神失常时,便在所居地切尔登四处乱窜,到处寻找她被处决后的尸体。这一记述生动感人,它透露了曼德尔施塔姆和阿克梅诗派几乎所有诗人内心中的恐惧,这个诗群所面临的抚慰与温暖差不多在那个时代全部丧失了。曼德尔施塔姆是个期待型的人,他对现实世界一直怀有某种孩子般的天真的期望。当然,曼德尔施塔姆是幸运的,他得到了很多最珍贵的友情,虽然,事实上他所得到的只是像阿赫玛托娃这些同类人的温情。他给阿赫玛托娃写信:“我想回家,想见到您。”这样坦诚、直率的表达,像一个孩童表述出的对他们之间关系的依恋,那接近于孩子般的童稚之言令人震颤。

这是最终和永恒的光明

诗人的身体,与约瑟夫同样被造物主赋予的身体消失了,但我们能够听到他用俄语说给全世界听的话语。

漂亮的雪橇也未必平稳。

无独有偶,1995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希尼也是曼德尔施塔姆的钟情者。“最了解但丁的,不一定是意大利人,而是俄罗斯诗人曼德尔施塔姆;最能继承曼德尔施塔姆的,不一定是俄罗斯人,而是爱尔兰诗人希尼”③希尼说过:“我们对现代俄罗斯诗歌的命运和幅度的认识毫无疑问已经形成了一个法官席,以后的作品都要在这里为自己辩护。从引语到论文和诗作,或作为论文和诗作的主题,或作为论文和诗作可靠的引证,我们今天有多少时候碰不上茨维塔耶娃、阿赫马托娃、曼德尔施塔姆和帕斯捷尔纳克的名字?”④在希尼看来,这些俄罗斯诗人“少数派”的脚尖所抵达的地方,成了后来者的文学创作和道德勇气的起跑线。

曼德尔施塔姆死了,当然,他的朋友和他的敌人也都将死或都死了。死神战胜了他们全体。一切归于泥土。

面对这唯一属于我的身体?

偶然之间,我从朋友海男的《花纹》里读到一首诗,作者是曼德尔施塔姆。

给曼德尔施塔姆的遗孀

宁静欢乐,我该向谁表达感激?

当然,从这一事件发生的时代,我们也可以看出,俄罗斯从列宁时代到斯大林时代,暴政便从来没有止息过。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这样的杰作之所以诞生便可以从这里找到注脚了。

②《文明的孩子——布罗茨基论诗和诗人》[美]布罗茨基著,刘文飞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1月

约瑟夫·布罗茨基在这里暗示了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对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整个生命的完全支配,她的生命阶段这样来分最有意义,因为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的整个生活的命运都是由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决定的。1972年5月30日,布罗茨基最后见到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的时候,产生了这样的感觉:她像是一场大伙的余烬,像是一块没有烧透的炭;你若是碰碰它,它便又燃烧起来。布罗茨基的意思是: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在帝国的大火中被焚为灰烬,而他并未消失,他的力量在妻子的精神中存贮下来,它是无穷的,可以使一个垂垂老矣的老妇人像一块仍蕴藏着绵绵热力的炭一样灼人。与娜杰日达见面后不久,布罗茨基就流亡到了美国。

我们想象,娜杰日塔•曼德尔施塔姆———诗人的妻子,在漫长的岁月中,东躲西藏地在频频抄家的危难之中,将诗人的遗稿密藏在一只平底锅中,“时刻提防着持搜查证”的“契卡”(Cheka全俄肃反委员会,即克格勃前身)闯入。她是冒着生命危险呵护了这批诗稿的。

发出风的喧哗

不会抹去心爱的花纹。

一向直言不讳的纳博科夫在谈及曼德尔斯坦姆时说:“在被疯狂夺去他的天赋之前英勇地写下的那些诗是对人类心灵最深最高的表现,令人崇拜……当我读着曼德尔斯坦姆写的那些诗篇时,我感到一种无可遏制的羞愧,我在自由世界是那么自由自在地思想、写作、讲话——只有在这个时候自由的味道是苦涩的。”

弗·什克洛夫斯基(俄国诗人,文艺理论家,俄国形式主义批评理论的代表人物)在谈到曼德尔施塔姆时曾说:“这是一个奇怪的、困苦的、命运多劫、而又非常具有天才的人!”

在《文明的孩子》一书中,对于曼德尔施塔姆的离去,布罗茨基满怀着深深的遗憾与痛惜说:“他的遗孀在地球六分之一的表面上东躲西藏,紧握一只翻炒着他的歌的长柄锅,在深夜背诵下这些歌,以防他们被手持搜查证的复仇女神抄走。这就是我们的变形记,这就是我们的神话。”他又说曼德尔施塔姆的世界大得足以招来这一切袭击。我并不认为,若俄国选择了一条不同的历史道路,他的命运便会有什么不同。他的世界是高度自治的,难以被兼并。

在曼德尔施塔姆被捕后,斯大林和帕斯捷尔纳克之间曾有过一次富有意味的电话交谈:

“我因残酷的屈辱而幸福/在那如同梦幻的生活之中/我默默地把每一个人嫉妒/却又默默热恋每一个人”(《像一棵簌簌作响的芦苇》)

我的气息,以及我体内的热能。

那白杨和绿色环绕的拱形门

顶住绝望和恐惧的女人

普金娱乐 4

从这个意义上讲,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同样是一个伟大的诗人啊!

“曼德尔施塔姆是不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一位大师?”

有意思的是,曼德尔施塔姆在红色政权这里受到了专政,在早期阶段的白色政权那里,也蹲过监狱。1919年,曼德尔施塔姆被白军抓获,被当作重要的间谍来审问。在审问的时候,他居然打断侦察员的话:“您最好是说,您放不放无辜的人?……”在动辄枪决犯人的反间谍机关中说这种话是荒唐的,而充满孩子气的诗人却宣称:“我生来就不是蹲监狱的。”命运偏偏与他作对,监狱的影子始终笼罩在他的头上。1933年秋天他因创作了《我们生活着,感受不到脚下的国家……》一诗,而在1934年5月被逮捕。因为布哈林的保护,对诗人才算从轻发落——被流放到了卡马河上的切尔德恩(Чердынь-на-каме)。他在此度过了两周时间,生了病,被送进了医院。康复后又被下放到沃罗涅日(Воронеж),在报社、杂志社和电台工作。刑期结束后,他回到了莫斯科,但是政府禁止他在这里生活,他只好又搬到了加里宁。他拿到了去疗养院休假的许可证,他与妻子来到萨玛基哈(Саматиха),但不久他再一次遭到逮捕,被判处5年徒刑。随后,被流放到远东。1938年12月27日,曼德尔施塔姆在转送拘留地时,病死于第二溪(Втораяречка)(现在属于符拉迪沃斯托克)拘留所的医院板棚内,尸体葬于何处至今不明。这位“生来就不是蹲监狱的”诗人,死在离故乡一万公里的西伯利亚。爱伦堡动情地写道:“这个怕喝一杯未开的水的人,身上却有真正的勇气,这股勇气陪伴了他一生,直到篝火旁的十四行诗。”

或者我们更可以直接地说,曼德尔施塔姆在他去世后,让自己在遗孀的身上复活了。曼德尔斯坦姆就这样造成了连同自己在内的两个诗人!曼德尔斯坦姆是199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西默斯·希尼(Seamus Heaney,1939—)所特别喜爱的诗人。这在希尼的有关文集中可以发现这一点,希尼的诗,也最受曼德尔施塔姆影响。我则认为,曼德尔施塔姆和娜杰日达是互为一体的两个诗人,他们就像一枚硬币的正反面一样,虽然这样的比方用以来说曼德尔施塔姆这一位俄罗斯诗歌的太阳是多么地不当,但我要说的是,最受曼德尔施塔姆影响的诗人应该是他的妻子娜杰日塔•曼德尔施塔姆!

1933年,曼德尔施塔姆的诗越见沉郁而美丽。

为了已有的呼吸和生活的

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

也许与民族文化的影响有关,在俄罗斯大地的历史上,常常可看到作家们为了维护人类精神世界的完整所作出的牺牲。这些人有的很快就消亡了,有的在现实的磨难中过着生不如死的日子,但他们那种对于人类的关怀与悲悯却在人性的天空中发出了极耀眼的光彩,成为文化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页。真正的作家应该具有一种对于人类的悲悯情怀,他们不畏强权,为了真理不惜付出自己的生命。在充满了灾难与危机的时代里,他们能用笔与行动来维护自己灵魂深处的爱与尊严。

黑暗中勇敢站起来的女人

我们头顶的白杨宛如

曼德尔施塔姆被捕的原因是有人说他在莫斯科的一次小型集会上背诵了一首攻击“克里姆林宫领袖”的野蛮诗歌。其后,有一天,帕斯捷尔纳克突然接到领袖的电话,他一开始还以为是什么人搞的恶作剧,就把电话挂了。电话马上又打来了,他才意识到自己是直接在和领袖讲话,马上用他所能发出的最欣喜若狂的声音说,他一直就知道这一刻总有一天会到来,希望能马上见到领袖,与他谈论声与死的终极问题以及俄国的未来。领袖没理睬他说的这一大堆废话,而是粗暴地问他曼德尔施塔姆读诗时他在不在场。帕斯捷尔纳克含糊其辞,领袖步步紧逼。

曼德尔施塔姆的不幸是他与政治纽结在了一起,虽然,从心底里他鄙视斯大林时期的政治,但正是这种情怀导致了他的不幸。1933年秋天他写的《我们生活着,感受不到脚下的国家……》一诗,看似是导致他不幸命运的导火线,其实像曼德尔施塔姆这样具有悲悯情怀的诗人,遭遇专制的压迫是必然的,因为诗人的良心不可能让他有一种隔岸观火的超脱。很多介绍诗人的文章里都写到过1918年春天诗人参加一次宴会的事,同时出现在宴会上的还有左翼社会革命党人布柳姆金,当时的布氏拥有一种“绝对权力”,完全可以操控一般人的生死。布柳姆金是左翼革命党人,又是契卡成员。曼德尔施塔姆认识他,因为他曾有意介绍曼德尔施塔姆加入契卡。那一天,布柳姆金酒喝多了,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卷空白逮捕证放在桌上。逮捕证都是签过字的,只要填入某人姓名,那人便遭逮捕。旁边有人对布柳姆金说:“伙计,你干什么呢?来,为革命干杯。”布柳姆金回答道:“等一下,我先填完姓名再喝……西多罗夫……西多罗夫是谁?枪决。彼得罗夫……哪个彼得罗夫?枪决。”真让人毛骨悚然。在宴会上,笔尖一动,一个人的生命就这样终结。看着如此可怕的场面,曼德尔施塔姆突然向布柳姆金扑去,撕碎了桌上的逮捕证,冲出了大门。

……

严格地讲,曼德尔施塔姆不知所终,他死于何时何地,到目前为止,人们只能说出个大概。他是一位被发现的诗人,如果不是198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约瑟夫·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在受奖演说提到这位伟大的诗人,可能,他还只能沉睡在符拉迪沃斯托克那冰冷的冻土层中。

曼德尔施塔姆被内务部后,他的朋友们非但没有躲避,反而一个个挺身而出。平民诗人帕斯捷尔纳克跑到《消息报》找布哈林,甚至直接在电话中对斯大林讲:“我想同您谈谈生与死的事,关于一个人的生与死……”而女诗人阿赫玛托娃竟只身闯入克里姆林宫求援。

对于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而言,曼德尔施塔姆的成就虽然举世公认,但并不包括他自己的祖国。娜杰日达不但过着一贫如洗的寡居生活,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且每天都生活在被国家安全部门的调查人员以人民敌人的妻子的罪名抓走的恐惧之中。接下来发生的一切虽然未能造成她的死亡,但与死刑缓期执行也没有什么区别。几十年来,这个女人一直奔波在那个大帝国的落后地区和边远小镇,她在所有地方的住所都是暂时的,没有社会地位逐渐成了她的第二特征。她靠日日夜夜背诵先夫的诗句重温丈夫的声音。在她六十五岁的时候,这个以前与文字并不亲切的女人,写出了两卷回忆录,她的回忆录不仅是审判她那一时代的证词,更是在良知和文化修养的指引下产生的对历史的看法。她通过背诵丈夫的诗歌,使诗歌成为了自己的血肉,使自己和亡夫成为一体。

再一次接触曼德尔斯坦姆是在刘小枫的书中。在《沉重的肉身》和《这一代人的怕和爱》这两部书中,刘小枫都提到了这位诗人。刘小枫写道:“‘我的罗斯,我的生命,我们将同受煎熬?……’这不但是诗人勃洛克的心声,也是巴乌斯托夫斯基的心声,是阿赫玛托娃、曼德尔斯坦姆、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等整整两三代饱经蹂躏的俄罗斯诗人的心声。只有无限崇敬十字架受难的灵魂,才唱得出这种为受难的爱而颤栗的歌。”⑥

偶然间读到一位网上朋友写给娜杰日达的诗,其实,我觉得,这样的诗献给布罗茨基、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茨维塔耶娃等伟大的人们都是非常贴切的。

我被赋与了身体,我当何所为?

在你阴郁的脸上融化

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在写回忆录之前,从未进行过写作。她为了使丈夫的诗作不至于在一个专制的帝国湮灭,而日夜朗诵,将之烂熟于心。最终这些诗句影响了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以致于在后来写回忆录的时候,她的字词之间的指向和风范都可追溯到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的那些诗句。布罗茨基这样说:它们不禁为她提供了思考的空间和看问题的角度,更重要的是,形成了她的语言规法。因此,当她开始写书时,她总是下意识的、按照他们的句法来调整自己的句法。他的意思是: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死了,他的诗却在她的血液了存活了下来。

曼德尔斯塔姆敏感,易于冲动,而且不会掩饰自己。我想,再没有哪一种评断比什克洛夫斯基的更准确而到位了。内战期间在高加索等地,他先后被红、白两方的队伍关押;30年代,又两次被捕,长期遭受流放。他几乎一直居无定所,在贫穷中带着妻子流浪。曾不止一次试图自杀。最后,也就是1938年12月(亦说11月)27日,诗人曼德尔施坦姆终于还是死了。他的朋友终究未能挽救他的生命。他死在斯大林的集中营里,然后被埋葬在一个普通公墓里,墓号是1142。而他的妻子娜杰日达,将记住一个令她彻底绝望且永生难忘的日子——1939年1月30日,因为这一天娜杰日达收到邮局退回的包裹,知道丈夫已离开人世……

帕:谈什么?

那是斯大林暴政的年代,灾难跟踪着每一个人。1938年,恐怖再一次降临,曼德尔施塔姆又被莫名其妙地带走了,不久就死于远东一座集中营。怀着无限伤感与惆怅,阿赫玛托娃深情地回忆起往事,她说:“当他得知我在喷泉楼的生活如何恶劣时,他对我说,请您记住,我的家就是您的家。这事只能发生在死亡临头的时刻……”

在它变得模糊不清以前。

关于斯大林与帕斯捷尔纳克的对话,坊间还有另一种版本。

送去面包和爱的女人

当然,这种说法,未免简单甚至糊涂。曼德尔斯塔姆,将自己造就成诗人,将娜杰日达也造就成诗人。不仅如此,他还烛照出了身边的诗人,或伟大或卑劣,或高尚或渺小,照亮了一段历史,也照亮了更多的人的心灵……我一下子觉得我们生活在另一个时代,因为,我知道,我们身边的很多人,很晚很晚才知道世界文学史上有着这些高贵的人们,甚至,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无法知道有这样的暴政与这种暴政下的诗人。我常常在想,我们如何才能不像现在这样活得糊涂?

它不知何为黎明。

③《在两大传统的阴影下》黄灿然:《读书》2000年3、4月

斯:为什么不找我和找作家组织?

永恒的窗玻璃上,留下了

在举杯为我们欢庆。

全城结着冰。

布罗茨基在《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⑧中介绍,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活了八十一岁,其中有十九年时间作为俄国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诗人——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的妻子度过的,还有四十二年是他的遗孀,其余的便是她的青少年时代。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的生命在这里被分成了三段:与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结婚以前,与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结婚后,与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分别后。

另一位由你来引导的但丁

你还有一个行乞的女友为伴,

在演说中,布罗茨基说:“……作家不能代表作家说话,诗人尤其不能代表诗人说话;若是让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玛丽娜·茨维塔耶娃、罗伯特·弗罗斯特、安娜·阿赫玛托娃、魏斯坦·奥登出现在这个讲坛上,他们也会不由自主地只代表自己说话,很可能,他们也会体验到某些窘迫。

我颤抖着踏过冰雪,

乌鸦在沃罗涅日的铜像上筑巢,

你和她还能共享茫茫平原

20世纪20年代对于他来说是文学生涯中最紧张、也是最丰富多彩的时期。他出版了新诗集《哀歌》(1922年),《第二本书》(1923年)、《诗集》(1928年)、他继续发表了一系列有关文学的文章《关于诗歌》(1928年)。还出版了两本散文集《时代的喧嚣》(1925年)、《埃及邮票》(1928年)。出版了几本儿童著作《两辆有轨电车》、《煤油炉》(1925年)、《气球》(1926年),另外,他还利用很多时间从事翻译工作。曼德尔施塔姆出色地掌握了法语、德语和英语,这使他能得心应手地翻译大量外国当代名家的散文作品,也源于他对诗歌翻译的高度重视,所以他的诗歌译作也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但从30年代开始,诗人受得迫害,发表作品变得越来越难,翻译得以幸免,这诗人保护了自己。他在这一段时期翻译了10本著作。

1937年秋天,阿赫玛托娃最后一次见到曼德尔施塔姆,那时,曼德尔施塔姆夫妇已没有了过夜的地方,阿赫玛托娃便留他们住在自己喷泉楼的家中,并对躺在长椅上的曼德尔施塔姆最后一次朗诵了自己的诗作:

在俄罗斯天空最冷的一夜

诗是这样的:

罩在了玻璃中。

这唯一属于诗人的身体的存在,让诗人想到了表达感激。现在这具身体早已不知道埋在哪里了,诗人真的得问:“我该向谁表达感激?”

仿佛一场热闹的婚宴

在诗人流放到乌拉尔地区后,他与妻子沿着卡玛河岸行走。在那里,诗人回忆童年生活,寻求一点安慰,但“妻子和我在那儿五夜不曾合眠,五个夜晚不能成寐睁大了眼睛盯着哨兵”。在这样的诗中,曼德尔施塔姆没有抒情,不像屈原那么缠绵悱恻,也没有陶潜的愤怒,更没有孟浩然那种无奈与放达。然而,就是这样冷冷的陈述,已足够让我们触摸到他心灵抖动的颤音了。

⑧《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选自《一个战时的审美主义者:纽约书评论文选1963—1993》(美)希尔福斯·爱泼斯坦著,高红、乐晓飞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1月

看到你那苦难的诗人

回到那首被引用到的“我被赋予了身体”的诗,诗人曾问及“我当何所为?”

那上面留下一道花纹,

注解:

⑤《人·岁月·生活》(全三册)编著者:(俄)伊利亚·爱伦堡海南出版社海南出版社1999出版

普金娱乐,阿赫玛托娃在怀念曼德尔施塔姆的文章中写道:“做他的朋友是荣誉,做他的敌人是耻辱。”在阿赫玛托娃的自述文章中,她从没有忘记记述某种关联:“(1910年)我和一号诗人会的友人——奥·曼德尔施塔姆、米·津克维奇及纳尔布特一起,成为阿克梅派主义者。”阿赫玛托娃为人注意的短文大都是有关其他诗人的记述、记忆与怀念,充满着热情与怀想的醉意。老年的阿赫玛托娃仍然向往当年的“诗人车间”成员聚会,其回忆溢满着世俗情怀,而且为之不惜笔墨。她兴致勃勃地记录了好些首那些诗友们互相描写取乐的诗,如“嘲弄奥西普的诗:烟灰落满在肩头,别吭声——/让友人害怕吧!——大金牙。”这首诗的含意无非是奥西普吸烟时总往肩后抖烟灰,而一堆烟灰因此积累在肩头上。“那时他(曼德尔施塔姆)就写成了神秘莫测的(但又不太成功的)关于《白雪上的黑色安琪儿》一诗。娜佳说那是写给我的。”“古米廖夫很早而且很高地评价了曼德尔施塔姆。”在阿赫玛托娃文中另有一小段:“关于帕斯捷尔纳克,他(曼德尔施塔姆)说:‘我关于他想得太多了,甚至于想累了。’还有:‘我的诗,他一行也没有看过,对此我深信不疑。’”曼德尔施塔姆似乎是这方面最不能掩盖自己的表达者。

曼德尔施塔姆同时代好友女诗人茨维塔耶娃曾说过与曼氏相类似的话——“我和我的时代失之交臂”只不过曼德尔斯塔姆却要激愤和直露得多,他说自己是这个“时代的孤儿”、“我们活着,不知道是否是在自己的国土上行走”、“权力如剃头匠的手一样叫人厌恶”,而且还说他所在的时代是个“狼在追猪的世纪”。曼德尔施塔姆是禀着一个诗人的良知,在看到斯大林强制实行农业集体化,造成饿殍遍野的现实后,才写下“我们活着,感不到国家的存在……”这样的诗的。

给我敬重的诗人

1891年1月15日(俄历1月3日),俄罗斯白银时代的天才诗人奥西普·艾米里耶维奇·曼德尔施塔姆(Ossip Mandelstamm)生于波兰华沙一个皮革匠、小商人的家庭。出生一年后全家搬到了巴甫洛夫斯克(Павловск)。随后,在1897年他们定居在了彼得堡市。在此,他就学于当地最有名的学府之一——捷尼舍夫(Тенишевскоекомерческоеучилище)商业专科学校,他学习了有关人道主义的知识,也从此开始了对诗歌、音乐、戏剧等等艺术的迷恋(当时学校的校长为象征主义著名诗人弗·吉皮乌斯)。1907年,曼德尔施塔姆来到巴黎,在索邦大学(Сорбонна)听课时结识了尼·古米廖夫。出于对文学、历史、哲学的兴趣,他曾有一年的时间到海德堡(Гейдельбергскийуниверситет)大学听课。期间他也回过彼得堡市,有了与文学圈的最初的接触:譬如,他聆听了弗·伊万诺夫在“塔楼”报做的诗歌讲座。曼德尔施塔姆的处女作发表于1910年,《阿波罗》杂志刊登了他的五首诗歌。最初,他痴迷于象征主义的学术思想和创作,成为象征主义诗派奠基人伊万诺夫家的常客。1911年,曼德尔施塔姆考入了彼得堡大学历史语言系,他希望能够系统地学到自己感兴趣的知识。在这段时间他经常出现在各种文学场合——他那时已经加入阿克梅派(此名源自希腊语“阿克迈”,意为事物的最高阶段、顶峰,繁荣的力量),他的创建者是“诗人车间”的著名诗人古米廖夫,这一诗派中包括他的妻子——著名女诗人阿赫玛托娃、格罗杰茨基、库兹明等等。曼德尔施塔姆不仅发表诗歌作品,而且还创作了一系列文学理论文章。1913年,他出版了自己第一本诗集《石头》,此书的出版立刻给他带来很高的荣誉,使他一下进入俄罗斯著名诗人之列。他曾多次在不同的文学活动中朗诵自己的诗歌。在十月革命前的一段时间里他结识了茨维塔耶娃、沃洛申。1918年,曼德尔施塔姆生活很不稳定,时而在莫斯科,时而在彼得格勒,然后是第弗利斯(Тифлис),他到一个地方总是没多久,就又匆匆地赶往另外一个地方。楚科夫斯基(前苏联著名文学评论家)就曾写到:“……他不仅从来没有自己的财产,甚至没有长期的邻居——他过的是近乎于流浪汉一样的生活……我知道他最大的弱点就是——缺乏生活能力。他就是一个这样的人:他从来不会为自己的生活创造条件,他生活在一切制度之外。”

树木,墙壁和雪,仿佛

斯:谈谈生与死。

你和他还能分担风雪严寒

你还没有死,你还不是孤身一人,

④《多元并存的欧美现代文学》陈浩:《中华读书报》2002年11月19日

爱伦堡在《人·岁月·生活》⑤中有对曼德尔施塔姆的描写。在爱伦堡的笔下,诗人曼德尔施塔姆“身材矮小,体质虚弱,长着一撮毛的头总是向后仰着”。曼德尔施塔姆有一种特殊的高贵的气质,爱伦堡用了“公鸡”这样一个比喻——“他喜爱雅典卫城墙边那只以歌声打破静夜的公鸡的形象,而他自己在用男低音唱自己庄严的颂歌时,也像一只年轻的公鸡。”

“这些身影常使我不安,今天他们也让我不安。无论如何,他们不鼓励我妙语连珠。在最好的时辰里,我觉得自己仿佛是他们的总和——但总是小于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个体。因为在纸上胜过他们是不可能的,也不可能在生活中胜过他们,正是他们的生活,无论其多么悲惨多么痛苦,总是时常——似乎比应该有的更经常——迫使我去惋惜时间的流动。如果来世存在——我更愿意其存在,而无法否定其永恒生命的可能性——如果来世存在,我希望他们原谅我和我试图作出的解释:终究不能用讲坛上的举止来衡量我们这一职业的价值。

而被贬黜的诗人的屋里

斯:为什么不为曼德尔施塔姆奔走?如果我的诗友遭到不幸,我会翻山倒海,以便拯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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