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各媒体推荐书单大盘点,2014新京报年度好书终

摘要: 岁末年初,各家媒体的2104推荐书单如期到来,每份书单虽各有侧重,但重合的书籍也不少。现以《新京报》、《光明日报》、《深圳商报》、凤凰读书的推荐书单为基础,看看过去的一年,哪些好书让媒体竞相推荐。愿在 ...

2015-01-06 新京报书评周刊

吴宓继而联想:“近五六十年,在中国,在世界,放火之人多而救火之人少。众思造乱,而莫肯平乱。此生民惨劫之所以临,而文化将毁灭至尽也。哀哉!”

岁末年初,各家媒体的2104推荐书单如期到来,每份书单虽各有侧重,但重合的书籍也不少。现以《新京报》、《光明日报》、《深圳商报》、凤凰读书的推荐书单为基础,看看过去的一年,哪些好书让媒体竞相推荐。愿在新的一年里,每一位读者都能在书籍中找到诗意的栖居。

1.年度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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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物质文化》

作者:孙机

版本:中华书局2014年7月

致敬辞:中国古代的物质文化成就,是几千年辉煌历史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然而,时间的长河冲刷人们的记忆,传统的断裂更加大了古今的距离。

从农业工具到膳食,从服装到建筑家具,从交通工具到玉器瓷器……这些物质所潜藏的历史信息,沉没在古老的典籍里,悄无声息。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孙机先生,集数十年学术积淀,历数这些物质身上所蕴含的历史和文化变迁。他的解说,让古人的衣食住行和生活现场逐渐清晰,在古代历史的宏大叙事中被淡忘和忽视的部分,也因此得到了填补。孙机的埋首著述,为读者搭建了一座通往古代的桥梁。经由这一通道,物质不再是博物馆的陈列和书籍中的图录,而是过往时空里的鲜活再现。

文明的复兴需要传统的继承与创新,文化遗产的清理和体认是我们出发的起点。它不仅是立足现代面对过去,更是民族复兴不可或缺的前提。就此,我们致敬《中国古代物质文化》!

——盘点2013“年度书榜”评选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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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年度文学类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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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于一》

作者:约瑟夫·布罗茨基

译者:黄灿然

版本:浙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10月

致敬辞:这是一个伟大诗人的精神自传,也是一部私人回忆录。布罗茨基以创造性的诠释与解读,完成了他对阿赫玛托娃、奥登等人的致敬。

对个人价值的有力捍卫,对独裁者罪行的揭露和控诉,同样是布罗茨基的文学主题。统治者将异议分子驱逐出境以掩耳盗铃,受难者却因此获得新生并自由言说。对极权体制下满目疮痍的生活描述,更是布罗茨基作为亲历者的疼痛再现。如果说,诗歌奠定了布罗茨基初期的文学地位,那么,他在散文中的精彩演出无疑影响深远。

历史记忆须以回忆重构,对于历经地狱和人间的幸存者而言,用自己的语言准确地表达深刻的沉思,是个人存在感的有力验证。就此,我们致敬《小于一》!

近日,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组织的第四届“大众喜爱的50种图书”书单揭晓,成为此前一年各类机构年度书榜评选的收尾。

《吴宓书信集》

《小于一》(新京报、深圳商报、凤凰读书三家媒体推荐)

3.年度历史类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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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

作者:奥兰多·费吉斯

版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9月

致敬辞:这是一部血泪之书。数以千万的苏联人以惨痛的经验,甚至生命为代价,在严酷的极权体制下,发出痛苦的呻吟。时有可能飞来横祸,生命丧失习以为常,亲情被举报撕裂,友谊因政治隔离……当强大的国家暴力时刻笼罩在头顶,当无处不在的恐怖深深盘踞在心底,耳语成为苏联人传递真实想法的唯一方式,沉默成为自我保护的不二选择。

这是一部教训之书。从最初对屠杀和镇压的恐惧,到接受严厉的斯大林主义;从习惯既成现实的不公与邪恶,到成为斯大林主义的一部分,苏联人因炼狱之旅的惨状而顺从和驯服。

这更是一部反省之书。当权力的铁蹄践踏民众时,人们有理由自问,是谁唤起了如此嚣张的利维坦?当国家犯罪公然盛行时,自己负有怎样的责任?

只要罪恶没有被彻底清算,悲剧就可能再次重演。20世纪极权政治的罪行与黑暗远远没有被充分暴露。《耳语者》见证了极权社会人性的扭曲,以及警察国家里众多被牺牲者的生活。虽然沉默没有被真正打破,民众对斯大林体制的控诉,却经由《耳语者》的记录而得以部分保存。忘往事者失双目,就此,我们致敬《耳语者》!

接地气,是这张榜单的最大特色。它通过媒体推荐、专家把关、群众投票的方式产生,将“政府引导”与“大众喜爱”进行了有机而巧妙地结合。第四届“大众喜爱的50种图书”推荐活动,共有730万人次网民参与网络投票,比去年的190万人次高出284%,大大超出预期。

妻子温婉如玉、女儿秀美如花,应该是大多数男人的梦想。对于吴宓和陈寅恪这样成长于旧式家庭、各自生养了三个女儿的父亲来说,“三女承欢秀,一妻举案贤”(吴宓《赋呈陈寅恪兄留别》二首之二,见吴学昭整理《吴宓日记》第9册,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483页)的理想似乎比一般男子更容易实现。然而,“人事叵测,恩仇易位”(梁锡华《说〈寒柳堂集〉》,载《华学月刊》1981年3月总第111期;收入《陈寅恪传记资料》,台湾天一出版社1985年版,第3册)。夫妻反目、父女成仇,吴家是一样不落;陈家虽然琴瑟和谐,但父女情也曾一波三折。

《小于一》是俄裔美籍著名诗人、散文家布罗茨基的第一部散文集,展现了他对文学、 政治和历史等各领域的全面兴趣。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讲,《小于一》是一部知识分子的自传。本书收录了布罗茨基评论诗歌与诗学的最卓越的散文作品。

4.年度国故类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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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随全集》

作者:顾随

版本:河北教育出版社2014年6月

致敬辞:一代学林宗师顾随先生徜徉于古典文学的瑰丽风景,他深入历史语境体验故国文人的喜怒哀乐,将深刻的人生体验融入学术研究,并以敏感的触觉捕捉源源不断的灵感,进而凝聚成一部部优秀的著作。其讲诗,提倡心物相合,注重独抒性灵,以情为主,“诗心论”独出机杼;其说词,继承和发扬了王国维的词学传统,“高致说”自成一家,字字珠玑而令人回味无穷。顾随先生的词作,兼有雄壮、新奇、健婉之长,其长调抒情性强,格调高雅,感情真挚;其小令含蓄婉约、辞简义丰。此外,他还涉猎小说、杂剧创作,在儒家、佛家思想领域修养颇深。经由十卷本的《顾随全集》,顾随先生的哲人风范、高雅志趣、学术成就和讲坛遗韵,将百世流芳。“大师无界,大道无名”,让我们致敬《顾随全集》!

各类“年度书榜”评选成热潮

就夫妻情而言,陈寅恪远比吴宓幸福:1928年8月31日陈寅恪与唐筼成婚(据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70页);1969年10月7日陈寅恪逝世,11月21日唐筼追随而去。四十年相濡以沫,“也同欢乐也同愁”(陈寅恪《旧历七月十七日为莹寅结婚纪念日赋一短句赠晓莹》,见陈美延整理《陈寅恪集·诗集》,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117页)。唐筼“对寅恪爱护之忠诚及其处事之明达”(《吴宓日记》第9册,第388页),曾令鳏居多年的吴宓深感钦佩和羡慕。

《大唐李白》(深圳商报推荐《大唐李白·少年游》、凤凰读书推荐《大唐李白·凤凰台》)

5.年度艺术类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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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风格:海顿、莫扎特、贝多芬》

作者:查尔斯·罗森

版本: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8月

致敬辞:集法国语言文学博士与职业钢琴家于一身,深厚的艺术修养构成了罗森作为著名音乐著述家和批评家的基础。对音乐艺术如数家珍的熟稔,对西方文化传统和知识的广泛涉猎,使得罗森成为西方音乐界和文化界的传奇。他轻松穿梭于18世纪古典音乐的丛林,以开阔的视野描绘了古典风格的全貌,又如庖丁解牛地分析和解说古典音乐的语言。他对海顿、莫扎特、贝多芬等人作品鞭辟入里的剖析,融入了自己多年音乐实践的感悟和心得,而深厚的人文修养,又使得他的批评洞见独树一帜。

18世纪的古典音乐高峰已巍然耸立且不可逾越。借由罗森这位杰出的攀登者和他经典的《古典风格》,爱好者可以一览无余地接近和欣赏,在音乐中与大师们产生情感的共鸣和心灵的碰撞。就此,我们致敬《古典风格》!

人气越来越旺的还不仅仅是“大众喜爱的50种图书”这一项。从去年11月深圳读书月十大好书评选开始,2013年的“年度书榜季”徐徐启幕,各类书榜评选你方唱罢我登场,大有越演越烈之势,成为一个引人关注的文化现象。

相比之下,吴宓的婚姻和家庭多有不幸:1921年8月23日吴宓与陈心一结合(日期见吴学昭整理《吴宓自编年谱》,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218页);1929年9月12日二人离异(详《吴宓日记》第4册,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83-288页),其时长女学淑七岁,次女学文三岁,幼女学昭一岁零两个月,三个女孩遭受了最直接、最持久的影响。平心而论,吴、陈仳离,自评“太患情多”(《吴宓书信集》第128页)、女儿评为“性情中人”(吴学昭《吴宓书信集·后记》,同上,第435页)的吴宓需要承担主要责任,这大概也是他“老年益悔痛”,将“昔年离婚”视为“一生最大之错误”(吴宓1970年5月“致吴学淑、吴学文、陈心一信”,同上,第432页)的根源所在。

《大唐李白》系列是台湾作家张大春拟以百万字篇幅再造“诗仙”李白的一生以及大唐盛世兴衰的作品。该作品融历史、传记、小说、诗论于一体,可谓其现代小说技艺与古典文化素养之集大成作品。

6.年度儿童类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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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为什么》

作者:谷川俊太郎(文)中村悦子(图)

版本:连环画出版社2014年4月

致敬辞:这是一本让人过目难忘的亲子绘本。生命的过程充满惊奇,新陈代谢却永不停息,孩子的成长总伴随着妈妈的衰老。在孩子离别的身影背后,母亲注视与关切始终默默伴随。三只小兔子和兔子妈妈,演绎出一个深刻、动人和意境悠长的故事,它关乎成长的重要主题:爱、希望、勇气和未来。爱给予成长以希望,对远方的向往激发了孩子前行的勇气,艰难和辛苦滋养了成长的快乐,目标的抵达则让行者领略了希望和美好的兴奋与欢愉。谷川俊太郎的文字和中村悦子的绘画浑然天成,相得益彰。

优美的童话,并不需要华丽的辞藻和繁复的铺陈,即可轻易抵达内心。亲情和成长是人类永恒的主题,谷川俊太郎和中村悦子对此做出了动人的诠释,就此,我们向《妈妈,为什么?》致敬!

本报光明书榜之年度书榜,在2013年的最后一天正式发布。此外,中国日报、中华读书报、中国新闻出版报、中国教育报、新京报、南方周末等多家纸媒,均推出了自己的年度好书榜;新浪好书榜、新浪微博年度最赞十本书、当当网年度畅销榜、亚马逊中国年度总榜、京东图书年度畅销榜、凤凰网年度十大好书、人民网年度十大热书等网络媒体榜单,也纷纷出炉;中国出版传媒商报和出版人杂志还分别联合新华网和百道网,采取了纸媒和网媒联合评选好书的模式;中国出版集团、商务印书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凤凰传媒等出版机构,也不约而同地评选出自己的年度好书榜。

吴宓与陈心一离异后,仍然在经济上承担了扶养“故妻”和女儿的义务,成为她们最主要的生活来源。《吴宓日记》及其《续编》不乏吴宓邮寄款项和两人互相助力的记录,新近出版的《吴宓书信集》同样提供了不少佐证,比如1968年4月至1969年6月,吴宓每个月只能从单位领取“生活费10元”,“此时期,曾靠心一汇款济助”(《吴宓书信集》,第429页)。三个女儿的存在,使得吴、陈两人维持了一种更像家人一样的联系;另一方面,同为旧时代过来的人,两人在“大量细心保存书籍”等明显不合时宜的一些做法上,沟通起来反倒比较容易。

《瞻对:终于融化的铁疙瘩》(深圳商报、凤凰读书推荐)

7.年度教育类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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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火者:中国教育革命静悄悄》

作者:邓康延、梁罗兴

版本:新星出版社2014年11月

致敬辞:中国教育积弊已深,变革却举步维艰,批评者痛心疾首。邓康延关注教育,他用纪录片呈现教育的病理与希望,用文字表达诉求与忧思。影像是他直观的现象记录,而文字却是画面之外的深入思考。邓康延及其团队关注的教育宏观而深入,教材改革、在家上学、农村职业教育、华德福教育、课堂改革、公民教育、大学改革,无不在其关切之内。让教育回归本位,赋教育以尊严,铸就现代意识,拥有健全人格的公民,是其孜孜以求的教育目标。他瞩目那些活跃在一线基础教育的实践者,传播他们“盗来”的火种。十年树木,百年树人,邓康延的采访和书写,雕刻出赓续“树人”这一教育传统的盗火者群像。

教育决定着个人身心的成长,教育关乎着国民的素质优劣,教育影响着国家的兴旺发达。对教育沉疴的长期关注,并以现实行动彰显了他所认定的价值,就此,我们致敬《盗火者》!

“一项有益的文化交流活动”

早在1929年9月,吴宓在与陈心一商议离婚时就曾说过这样的话:“我自知生性乖僻,不适于家庭生活。”(《吴宓日记》第4册,第284页)长期的单身生活,加剧了这种不适应性,即便与三个女儿的短暂团聚,也是龃龉不断,有时甚至令人啼笑皆非。比如,1944年,吴宓最心爱的长女学淑擅自将父亲的“全套华贵西服”改做外套,吴宓去函指责女儿,学淑回函不以为过,“反视为义所当为,而加宓以毁损其名誉之罪”(《吴宓日记》第9册,第359页),越发触发了吴宓的“痛愤”,他不仅在日记里大倒苦水,而且先后给査良钊、李赋宁去信,一面寄示女儿的回函(详《吴宓日记》第9册,第359页),一面批评女儿不懂得“做人之根本道理”——“盖他人之片纸破衣,亦不宜取用,应绝对的尊重他人之财产权,并应尊重宓之财产权。”(《吴宓书信集》,第248页)

阿来的《瞻对》,再现了始于雍正八年、长达两百年的瞻对之战。

8.年度生活类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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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雅的疯狂》

作者:尼古拉斯·A·巴斯贝恩

版本: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9月

致敬辞:人类的文化和历史,因图书得以流传。无论中西古今,知识的场域从来不会缺乏藏书家和书痴的身影。他们“永恒的爱书之情”,对书籍永无餍足的搜罗和寻求,外在显现为一种匪夷所思的嗜好与怪癖,内里却是对知识的热爱和保护,对这种知识载体不可遏制的占有欲。美国书话权威尼古拉斯·A·巴斯贝恩钩沉了西方历史上的藏书家,他从曼哈顿拍卖场出发,踏遍大半个美国,寻访在世的藏书家,并以《文雅的疯狂》记载了他们和书籍之间的传奇经历。在“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的较量中,这些为珍秘善本费尽时间精力,且不惜倾其所有的人们不是最后的胜利者。甚至他们藏书的动机也并不高尚。然而,正是因为他们这一无法遏制的“病态”,今人才得以使用他们捐赠或留下的绝品异书。正是有了这样一批疯狂的藏书人,前人的遗产才不致中道而绝。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嗜书者的呵护却是阶梯两侧不可或缺的支撑。巴斯贝恩的寻访既是一次同道间的互勉,更是一次文化的寻根。让我们致敬《文雅的疯狂》!

“最早开展年度书榜评选活动的多是出版业内的媒体,最近几年,开始有越来越多的大众媒体介入,很多网络媒体等新媒体也逐渐参与进来。”作为最早参与年度书榜评选活动的专家评委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雷颐对这几年年度书榜评选的变化颇为关注。

两代人因为生活习惯、行事风格不同而相互抱怨或不满,原本稀松平常、比比皆是,即使三个女儿对于父亲长期缺位心怀怨怼,最多也只能称得上感情的嫌隙。真正导致吴家父女情出现裂痕的,还是大时代巨变的背景下对于“新文化及赤化”(《吴宓日记》第3册,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4页)的观念差异。

《奥登诗选:1927—1947》(深圳商报、凤凰读书推荐)

9.年度畅销类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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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石:来自东西方的报道》

作者:彼得·海斯勒

版本: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3月

致敬辞:向西方读者长期报道变革中的中国成就了彼得·海斯勒的写作声誉,并于2011年获得麦克阿瑟天才奖。引人入胜的中国城镇和乡村故事,让他被称作“关注现代中国最具思想性的西方作家之一”。在中国,他以中文名何伟被读者所熟知。《奇石》是其文章的结集,高超的写作技巧和独特的讲述风格吸引了中文读者的瞩目。丰富的细节与独特的“何伟式幽默”令人忍俊不禁。除此以外,何伟的非虚构写作,还为中国作家提供了文本的参考。借由何伟的眼睛,人们在熟悉的故事中获得了不寻常的意义。一个西方人以耐心而沉潜的观察,客观、平实的叙述,为中国社会提供了他者的视角,以及另一个维度的参照。

何伟的成功也是文化交流的典范。他深入底层,以长期而深入的观察赢得了被采访者的信任,又以理性的分析提供了中国社会的真实图景。这也意味着,只要抛弃成见和思维定式,理解即可相互形成。就此,我们致敬《奇石》!

在雷颐看来,媒体重视评选年度图书,是具有积极意义的文化现象。“有人说阅读已经死亡,或者纸质书已经死亡,但事实证明不是如此,从这一股年度书榜评选的热潮来看,大家对读书还有很高的热情,阅读还是我们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1948年8月14日,吴宓在日记里记下了一段“直让人心惊肉跳”的话:

W.H.奥登是近代英国诗坛上最知名的诗人,曾在牛津大学读书,现在美国。纵览书中篇什,令人不禁赞叹奥登诗艺之精巧,情怀之广博,而古老的西方文学传统,更是在他笔下,一次又一次重现往日的荣光。

10.年度经济类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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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读哈耶克(精装)》

作者:韦森

版本:中信出版社2014年6月

致敬辞:作为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人物,哈耶克的思想博大精深,通过中文译本完整领略其著作精髓并非易事。经济学家韦森带着为中国改革寻找思想资源和解决办法的目的探幽索隐,重读哈耶克关于经济、政治、社会的经典著作,进而梳理出哈耶克思想的全息图景。不仅如此,韦森还以自己的研究和发现,启发读者对于“私有财产与市场秩序”、“政府与法治”、“民主、法治与自由”等问题的思考。纷繁的知识海洋需要目光如炬的领航人,他们的导引将使航行者辨识前进的方向。在中国面临关键性改革的紧要关头,韦森以其深厚的专业知识,表达了一个知识人的社会关怀。就此,我们致敬《重读哈耶克》!

资深出版人、韬奋基金会理事长聂震宁也认为,年度书榜的评选形成了一种越来越热闹的景象,说明这种形式为大众所乐见,是一项有益的文化交流活动。

晚饭前,昭谓大变革后,一切不同目前,学问资格均无用,故径欲止读,不回燕京,而径往参加某方政治工作云云。宓强持和静,力劝阻之,然而心伤矣!(《吴宓日记》第10册,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409页)

《中国古代物质文化》(新京报、光明日报、深圳商报、凤凰读书四家媒体推荐)

11.年度新知类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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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见的森林》

作者:戴维·乔治·哈斯凯尔

版本:商务印书馆2014年1月

致敬辞:用一年的时间,在每次的观测中专注于一平方米所潜藏的秘密,生物学家戴维·哈斯凯尔以一小片森林做样本,以其丰富的专业知识为背景进行观察,为读者生动地展示了这片森林和栖息者的生活场景。在哈斯凯尔的笔下,看似寻常的景物不再是人们匆匆而过的点缀,而是一个丰富多彩的微观世界,最小的微生物和最大的哺乳动物,动物与植物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构成了一个延续千年甚至百万年的复杂生态。哈斯凯尔为读者展开的画卷,既有着科学的素养为底色,又有着文学的生动和渲染。由此给读者带来“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的陌生感,揭示了“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的真谛。人类应该与大自然保持怎样的关系?《看不见的森林》启迪着读者的思考。

我们栖息的世界潜藏着无数奥秘,有待于人类的探索。认识自然除了需要强烈的好奇心,更需要一双善于发现的慧眼,以及妙趣横生的讲述。哈斯凯尔笔下的森林生机勃勃,令人流连忘返。让我们致敬《看不见的森林》!

“年度书榜的评选对业界是好事,大家都很关注。这说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阅读品质。”既是出版人也是书评人的十年砍柴也对此表示肯定。

当时,刚满二十岁的吴学昭正以燕京大学新闻系学生的身份在《武汉日报》实习。对于这个“每日食宓鱼肝油三次”而不肯“读吾书”的小女儿,吴宓惟有“气苦”、“嗟息”(《吴宓日记》第10册,第398、396、402页)。相比之下,女儿急于放弃学业“径往参加某方政治工作”的想法给予他的打击,远比不心疼他的鱼肝油、不愿陪他欣赏“云霞之美”猛烈得多。1949年10月1日,吴宓在写给堂弟吴协曼的一封信里,进一步还原、丰富了此次父女交锋的场景:

以中国古代物质文化为主题,对中国古代衣食住行、文化艺术、科学技术等举凡与物质文明有关的事物,包括相关的做法、用法、习惯、礼仪以及发展变化的情况加以系统的梳理,孙机先生这部《中国古代物质文化》是最新也是最全面的。

12.年度再版类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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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宓与陈寅恪·增补本》

作者:吴学昭

版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8月

致敬辞:“飞扬颇恨人情薄,寥落终怜吾道孤”。在陈寅恪与吴宓半生凄清的际遇中,友情成为他们灰暗岁月中不变的温暖。从哈佛同窗、清华共事、联大流亡、燕京授业直到劳燕分飞、鸿雁往还,陈寅恪与吴宓长达五十年的深厚情谊,不因时局的变化和世事的迁移而稍减。在艰难的岁月里,他们对中国传统价值观念坚贞不渝,彰显了知识分子对理念的坚守,更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真实写照。

作为吴宓幼女,吴学昭以父亲的日记和遗稿为基础,温情书写了两人的交谊和往来唱和。她追随父亲的生活足迹,穿行在阔大的历史空间。学者的文化关怀一往情深,而跌宕起伏的国运却裹挟了陈寅恪与吴宓的人生,也改变了吴学昭本人的命运。《吴宓与陈寅恪》既是对逝去亲人的纪念,也是一次自我的精神清理。当历史的迷雾烟消云散,文化的尊严终将被重新体认。就此,我们致敬《吴宓与陈寅恪》!

“评选的导向性尤其重要”

处今之世,父子、兄弟、夫妇、知友,人各异心,不能强同。分党分区各自效命而互为敌国,亦至寻常之事。即如三女学昭到燕京后,思想已完全左倾。1948七八月昭忽来武大,住近两月。与宓父女亲情固有,然各友其友、各行其是,宓与各守疆界。已而昭竟一再努力设词,欲改造宓之思想,宓乃诚恳语之曰,我们在私为父女之情,在公为异路之人;宓决不求改变昭,请昭亦勿来改变宓。且以宓五十馀岁之人,一生读书思想著作,态度早已固定,昭纵努力,亦必不能影响及宓也云云。幸得欢欣握手而别,今昭音信早绝。(《吴宓书信集》,第360页)

《文雅的疯狂》(新京报、深圳商报、凤凰读书推荐)

13.年度社科类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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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崩溃的政治学》

作者:包刚升

版本:商务印书馆2014年6月

致敬辞:这是一次观念的探险,包刚升带着浓郁的问题意识,深入到民主政治的内部,辨识其运行的内在机理。在成功的民主和崩溃的民主之间,他以实证研究为基础,总结其不同的经验教训。于亨廷顿、戴蒙德和林茨等大师的研究之外另辟蹊径,收获了一片别开生面的学术风景。这是一项填补政治学空白的研究,它以四个国家民主实践的宝贵经验为范例,提炼出民主体制建立与巩固不可或缺的关键要素,启迪人们对于建立何种民主体制的思考。这是吹向观念论域的理论清风,使得笼罩民主的雾霾无法藏身。人们不会因歪曲而迷惑,对民主的信念也更加坚定。

自近代以来,中国的仁人志士一直在寻求自己的民主道路,并且在上世纪开始了艰难实验。虽历经坎坷,却从未停歇。今天,民主已经成为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包刚升以强烈的现实关怀和敏锐触觉,对这一重大课题做出了前瞻性的思考。就此,我们致敬《民主崩溃的政治学》!

注:文章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新京报书评周刊。为了突出年度好书主题,文章有删节。

然而与此同时,几十家年度书榜密集在年末发布,上榜图书涉及上百种,让人眼花缭乱。“不同的媒体榜单体现出不同的偏好,其中既有下里巴人,也有阳春白雪。这既跟媒体自己的定位有关,也和所请的评委有关。”雷颐这样分析。

多年后,江家骏撰作《先师吴宓传略》,列举了吴宓三个女儿的名字,于“吴学昭”特意声明“即萧光同志”,并说:“萧光同志在解放前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事党的地下活动。”(见黄世坦编《回忆吴宓先生》,陕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80页)某佚名网友综合“日记”、“传略”作出推测:“吴学昭说到做到,可能在此后不多时,她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献身革命事业。”

《文雅的疯狂》是西方书话权威、殿堂级大师巴斯贝恩的代表作,讲述了2500年来,100多位藏书雅痞,对书籍这一个世间最文雅精贵前赴后继的执意追逐,惊心动魄的珍本拍卖,叹为观止的奇闻怪谈,缠绵隽永的书情人事……书中到处都是形形色色、奇奇怪怪,却又万般吸引人的书痴狂人,且一个赛过一个。

“这一年,媒体推出的年度书榜很多,但多数还是很小众。”中宣部出版局副局长张拥军对此不无忧虑。

1948年10月25日,“心伤”尚未愈合的吴宓再次遭受“左倾”学生的打击。当晚,武汉大学文学院四系举行迎新大会,吴宓应邀出席。晚会上,学生们冒着寒雨冷风表演了独幕剧《控诉》,“皆共党之宣传,欢迎彼军即到此并统治中国之词”。在吴宓看来,与“希腊悲剧指引人生向上解脱之路”相比,“该剧只积聚可痛而无味之事情,不离现实之平凡,更无动机之主系”,二者“相去何止天渊”。“至感愤郁”之余,吴宓继而联想:“近五六十年,在中国,在世界,放火之人多而救火之人少。众思造乱,而莫肯平乱。此生民惨劫之所以临,而文化将毁灭至尽也。哀哉!”(《吴宓日记》第10册,第461-462页)

《吴宓与陈寅恪》(新京报、凤凰读书推荐)

选稿:丛山来源:光明日报作者:吴娜

事实上,在学昭发飙之前,二女儿学文在这一年更早时候已经向父亲小小地展示了一番时代潮流的威力。学文当时在上海立信会计专科学校就读,保证人张镐林是吴宓的表侄女陈一咏的未婚夫(据《吴宓日记》第10册,第340、452页)。学文“夙有inferiority complex(张求会按:自卑感,自卑情结)”,在上海“已受浸礼会之洗礼”,“读《圣经》,务宗教,而与城中一群浸礼会人往来亲密”。出乎吴宓的意料,也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就是这样一个“受浸礼会教士之影响甚深”、“隘陋自封,俭约自苦”的女生,在上学期期末的联欢会上居然朗诵诗歌“触忤当局”,立信决定予以开除。经保证人张镐林商恳,“得准续学”,“但须家长具函保证学文不作任何政治活动”。1948年2月22日,当吴宓拆阅张镐林从上海寄来的这封快函时,学文从苏州发来的一封信碰巧同时送到,她在信里只是提醒父亲缴纳学费、膳食费,对此事毫不言及,“而不自知其犯规蹈危”,吴宓的恼怒可想而知。

作为吴宓幼女,吴学昭以父亲的日记和遗稿为基础,温情书写了吴宓与陈寅恪两人的交谊和往来唱和。她追随父亲的生活足迹,穿行在阔大的历史空间。学者的文化关怀一往情深,而跌宕起伏的国运却裹挟了陈寅恪与吴宓的人生,也改变了吴学昭本人的命运。

吴宓的三个女儿中,似乎只有大女儿学淑没有因为“左倾”言行而触父亲之怒。究其原因,应该不是学淑学习、生活的环境能够屏蔽“赤化”的洪流,而是另有缘故。学淑、学昭就读的燕京大学虽然是教会大学,但“校中少年教职员,大都赞成左派共党”(《吴宓日记》第10册,第10页),与四川大学、武汉大学“一般学生莫不左倾,但思欢迎共党,为之先驱,竞唱秧歌而诋旧师”(《吴宓书信集》,第351页)的情形并无太大差异。再以学淑的高中校友吴遐为例,也足以证明当时的“左倾”思潮早已如水银泻地,几近无孔不入。吴遐,原名吴珍曼,是吴宓的“十妹”,虽与学淑同年出生、同为上海工部局女中毕业生,却是学淑的姑姑,最让学淑难以企及的是,这位小姑姑不知何时成了“中共地下党员”,1941年7月毅然放弃了东吴大学的学业,“离开上海到苏北解放区工作”(《吴宓日记》第8册,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90页注释)。当时,吴宓应该尚不知晓妹妹的真实身份和意图,这才会在日记里将她的“辞家出走”赞许为“其志可嘉”。

《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1988》(深圳商报、凤凰读书推荐)

因此,学淑的相对稳重,应该另有缘由。学淑生于父母婚后第二年,最受父亲喜爱。尽管学淑也曾在交谈中为母亲抱不平(参《吴宓日记》第9册,第148页),但总体而言,她与父亲相聚的时间最长,父女情在吴宓和学淑身上表现得最为集中也最为动人:学淑患急性肠炎,吴宓“侍淑大便,并为拭脸”;学淑则为父亲洗衣补衣、钉纽扣、唱京戏、剪发薙项洗头(散见《吴宓日记》第9册、第10册)。1943年11月17日,以燕大学生身份来西南联大借读的学淑,要求父亲宴请自己的学友程克强、郭宁然、郑雯(《吴宓日记》第9册,第150页)。这位程克强,其实另有一个身份——学淑的男友。两人关系发展顺利,最终于1948年11月2日在上海喜结连理(《吴宓日记》第10册,第467页)。爱屋及乌,吴宓对女婿的学习、谋职同样极为上心。除了身为长女懂事较早、与父亲情感更深等原因之外,忙于恋爱、成家、就业等事估计也会减弱学淑参加各种“政治活动”的热情和兴趣。

在过往的沈从文传记中,我们更多读到的是关于他前半生的记录,而张新颖的这本书试图解释清楚的是,在1949年之后,为什么沈从文没有“改行”去做别的,而是选择了文物研究。书中结合了时代的巨变对个人精神的影响。

赤旗飘扬,群情激昂,世风人心为之大变。吴宓深知难以见容于新时代,于是采取了“免祸全身”(《吴宓书信集》,第352页)、“避难苟安”的做法,“根本态度是不愿长住北京”:1946年,“不肯随清华北上而投武大”;1949年,“又甘弃武大而远入西蜀”;1950至1951年,女儿学昭传达“胡乔木等之雅意”,欲“调职回北京”,仍然“力却之”。可惜的是,树欲静而风不止,人不找事事找人。急于上进的各地师友不断鞭策他“进步与改造”,女儿学昭更是一而再再而三地督促他严加改造,以至于吴宓最怕见的人竟然是亲生女儿——“学昭宓怕见她,总是促我思想改造”。这份“怕”,吴宓自嘲“如《石头记》中之宝玉最怕人劝其‘读书,上进,做官’”,依然年轻的学昭当然“猜不透”。1948年父女首度交锋时议定的规则——“各友其友”、“各行其是”、“各守疆界”——迅速化为乌有。1952年,吴宓在那份著名的“洗澡”报告《改造思想,坚定立场,勉为人民教师》中特别写道:“一九四八年暑假,我在武汉大学答复我第三个女儿学昭‘各行其是’的话,我决不再说。因为是非只有一边,此是则彼非。”(1952年7月8日重庆《新华日报》首发,7月19日《光明日报》转载)彼此相安勿扰既已无法实现,“固有”的“亲情”势将荡然无存,父女间的裂痕不但没有弥合,反而越来越深,最终扩展成了无法逾越的鸿沟。

《奇石:来自东西方的报道》(新京报、凤凰读书推荐)

革命的“萧光同志”,最终还原成了文化的“吴学昭女士”。这个当年不肯读父书的女孩,一生最伟大的成就恰恰是整理、出版亡父的文字。有女能读父书,吴宓纵有万般愁怨,也可以瞑目了。吴家父女充满吊诡的情感轮回,再次证明了一个基本道理:“生人五伦间之感情”终难“断绝”,“违反人情之政教”不可能“持久不败”(《吴宓日记续编》第1册,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365页)。

《奇石》是何伟文章的结集,高超的写作技巧和独特的讲述风格吸引了中文读者的瞩目。丰富的细节与独特的“何伟式幽默”令人忍俊不禁。除此以外,何伟的非虚构写作,还为中国作家提供了文本的参考。借由何伟的眼睛,人们在熟悉的故事中获得了不寻常的意义。(好书推荐尽在:www.xiaoshuozhu.com)

吴家父女的情感线索,由嫌隙到裂痕再到鸿沟,脉络清晰,昭昭在目。相比之下,陈家父女情的演变,至今仍然云遮雾绕,难以一睹真容。

《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新京报、深圳商报、凤凰读书推荐)

陈寅恪虽然年长吴宓四岁,但结婚生女却整整比吴宓迟了七年。他和唐筼也有三个女儿:长女流求,生于1929年;次女小彭,生于1931年;幼女美延,生于1937年。阴差阳错,时间上的落后,反倒减轻了陈寅恪夫妇1948到1949年间防堵“左倾”思潮的压力。

一本卓越的口述史著作,对于斯大林主义的形成、发展和深入苏联人思想深处的过程做出了令人触目惊心的展示。在恐怖政治的压迫下,苏联人从开始的被动接受,到逐渐服从和习以为常,再到自觉遵守并配合官方的作为,“耳语者”是专制统治的必然产物。

1948年暑假至1949年初,陈家飞离北平、途经南京、滞留上海、南下广州的过程,目前所能看到的最新鲜的回忆是这样的:

《戊戌变法的另面:观察戊戌变法的新角度》(光明日报、深圳商报、凤凰读书推荐)

这年(张求会按:1948年)暑假,流求从南京金陵女子大学附属中学高中毕业,匆忙赶回北平投考北方的大学,希望考取国立大学,减轻家里负担……流求高中就读于比较封闭的教会学校,加上九姑(张求会按:陈寅恪之妹陈新午)监护很严,对北方学运等情况了解不多,母亲就请刘适先生(张求会按:别名“石泉”)抽空为流求讲讲北方政治时势……放榜后,流求如愿考取国立清华大学生物系医预组。

新材料的发现和整理,从来都是历史研究得以深化和进步的前提。茅海建的《戊戌变法的另面》就得益于这批难得一见的“张之洞档案”,从而获得了观察戊戌变法的新角度,在戊戌变法的“正面”之外,观察到它的“另面”,重新建立起对于戊戌变法历史真相的叙事。

……第二天(张求会按:1948年12月14日),胡适伯父请邓广铭先生寻找我们。邓先生通过俞大缜表姑才问到大伯母家地址,找到我们,告知国民政府由南京派飞机来接胡适等,交通部长俞大维带口信要陈寅恪一家随此机离开战火中的北平。父母与新午姑、大维姑父向来关系至为密切,相知笃深,听闻邓先生此话,稍做考虑后便随邓先生往胡适寓所,愿与胡先生同机飞离……这时,流求表示不愿离开北平,同学们都留校迎接解放,而且考上清华不容易,走了恐怕很难再回清华读书,非常可惜。母亲对她说:现在是烽烟四起的紧急时刻,父亲失明,母亲有心脏病,美延年龄还小又瘦弱,如果你不和我们在一起走,连个提文稿箱、搀扶父亲的人都没有,何况这次是大维姑父传话来接我们离开北平,也是亲人的一番好意。流求本来执意不走,后经母亲反复劝说,觉得母亲的话确是道出家中实际困难,很有道理,自己有责任替母亲分忧,九姑和姑父一贯待自己如同亲生,想到这些,决定和父母一起登机。

《红雨:一个中国县域七个世纪的暴力史》(深圳商报、凤凰读书推荐)

……我们在上海住了一个月,父亲决定应岭南大学之聘,遂南下广州。当时流求入国立上海医学院借读,后转学入二年级,一人留在上医读书,未随父母南下。(陈流求、陈小彭、陈美延著《也同欢乐也同愁:忆父亲陈寅恪母亲唐筼》,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227-231页)

美国汉学家罗威廉所著《红雨》,按照长时段理论,本书研究的时段,跨度长达七个世纪;研究的地域集中在湖北麻城。这种长时段和小地域的结合是这本书能够挑战一般著作的历史分期,从宏观上透视中国政治社会的变迁,并暗示暴力超越时代和政权的恒久。

接受师母唐筼之委派、为师妹流求介绍“北方政治时势”的石泉,当时就学于燕京大学研究院。1948年暑假,石泉刚刚完成研究生学位论文(张求会按:指导教师即陈寅恪),未及最后校阅,“国民党政府发动了‘八·一九’大逮捕,反动军警包围了燕园,准备进校搜捕进步学生,石泉的名字也在黑名单上”(石泉、李涵《追忆先师寅恪先生》,此据张杰、杨燕丽选编《追忆陈寅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64页),幸得师友掩护,“仓促脱身离校,进入华北解放区”(石泉《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自序》,三联书店1997年版,“自序”第2页)。“进步学生”石泉的介绍,是否对十九岁的流求起了一定的作用,不得而知。但陈流求顺应时代,自觉接受“左倾”思想的影响,应该是事实——也就是说,流求不愿随父母离开北平,极有可能另有隐情:

《到芬兰车站》(深圳商报、凤凰读书推荐)

陈寅恪一家12月16日到了上海,住进俞大纲家中……陈寅恪一直留在南京念中学的二女儿陈小彭已先期到了俞家。至此,陈的一家可算是大团圆了。

本书是美国批评大家埃德蒙·威尔逊的早期代表作,从历史写作与历史行动的关联入手,以讲故事的方式阐述了社会主义的观念是怎样一路由西向东旅行的。《到芬兰车站》的魔力在于,威尔逊并不为他的历史命题所裹挟而滥情,他与笔下的人物在神光离合之间,时而投合其中,时而间离其外,对人物既同情又了解,从不藏起他批判的锋芒。

但社会分裂所带来的一些矛盾,也投射到这个多年漂泊、凄苦的家庭里。还在北平时,陈家大女儿已经受到“学运”思潮的影响,用当年的话来说是一个要求进步的学生。这一点,与陈寅恪一向所坚持的学术应当保持独立自由精神的观点有所冲突。为此,陈寅恪是将他心爱的女儿带离了北平,但两代人的心灵并没有很快得到沟通,时代的裂变仍将对这个家庭产生很深的影响。也许两代人都有自己追求人生的方式,等到一切都回复到平静时,历史已刻下了很多不堪回首的沧桑!(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17页)

《21世纪资本论》(光明日报、凤凰读书推荐)

两相对照,我倒更相信陆键东的分析与研判。键东为创作此书而辑录文献时,“陈寅恪”尚未大红大紫,彼时所获各类访谈、回忆,自然较后来更加可信。当然,陆著情感过浓、以臆测代替考证的瑕疵,也确实需要使用者时时警醒,试以下面这段文字为例:

出自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之手的这本书,通过回顾收入和财富集中化的历史演变,作者证明,现代经济中财富的重要性正达到1914年以来闻所未闻的程度。该书精心计算了二十多个国家在近三百年时间里不同社会群体之间收入分配水平的变化,揭示了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所存在的收入差距不平等的问题。

从以后的发展来看,还在上海时陈寅恪就开始考虑将广州作为他一生漂泊的最后一站。他不但把两个女儿带到了广州,其中二女儿立即转入岭南大学附属中学,毕业后升入岭大农学院园艺系,最小的女儿陈美延则进入岭大附属小学。(原注:大女儿陈流求留在上海念医科。)而且,他一抵达岭南大学便马上进入角色,兼任中文系与历史政治学系两系教授,参加一些活动,恍如回到了熟悉的母校。

《独裁者手册》 (深圳商报、凤凰读书推荐)

此段文字,一头一尾均属“以臆测代替考证”(张求会《〈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让更多人认识陈寅恪》,《南方都市报》2009年1月11日)的典型。2009至2010年,胡文辉《陈寅恪1949年去留问题及其他》(载《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09年5月24日)、张求会《陈寅恪1949年有意赴台的直接证据》(载《南方周末》2010年4月29日)、张求会《陈寅恪1949年去留问题补谈》(载《南方都市报》2010年5月18日)三文陆续发表,以新史料再次验证了余英时多年前的推断:“陈先生最后未能离开广州固是事实,但我们决不能说他自始至终从来没有考虑过‘避地’的问题。”(余英时《跋新发现的陈寅恪晚年的两封信》,见余著《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第268页)因为,已经有足够的材料证明他不但有过“避地海外的念头”(余英时《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同上,第97页),“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曾经付诸行动”(张求会《陈寅恪1949年去留问题补谈》)。这里所讲的“付诸行动”,指的是1949年5月,陈氏夫妇分头申请办理入港、入台许可证,以谋求“避地海外”。有一个重要的细节不得不提:陈寅恪为办理赴港入境证提交的是“像片四张”,为办理赴台入境证提交的是“申请书四纸”,两次都只准备了四个人的材料。如前所述,当时陈流求一个人留在上海医学院读书,因此,被漏掉的那一位家庭成员最有可能就是她。最大的疑惑至此浮现出来了:到底是流求又一次不愿随家人出逃,还是陈寅恪夫妇对长女另有安排,抑或彼此另有难以言传的隐衷?所有这一切,只能留待当事人自揭谜底。

本书的两个美国作者梅斯奎塔和史密斯是研究国际关系的。他们想搞明白:为什么同样一个人可以在一个国家推行善政,却在另一个国家施行最残暴的独裁?为什么有人发动战争,战败了还能当总统,而有的总统打胜了还要下台。顺着这个思路,他们探讨怎样能够保住权力,如何建立致胜联盟,如何上台......如这本书里的介绍所说,对任何想理解政治的真正运作方式的人来说,《独裁者手册》都是一本必读的书,无论是政治领域的政治还是商业界的政治,无论是在非民主国家还是在民主国家。

最后,我愿借用2010年写下的一段话作为本文的结束语:“逝者已矣,生者犹存。最好的纪念永远是还原真相,无论还原真相将令人如何难堪与痛苦。而书写的自由,既取决于外在的环境,又何尝不取决于作者的心态呢?”

(综合自《2014光明书榜年度图书》、深圳商报《2014“年度十大好书评选” 30本入围书单》、《2014新京报年度好书终极书单》、《庆祝无意义——“凤凰好书榜”2014年度100本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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